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管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管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并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管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詒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记与此不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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