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宋庆龄怎么会去美国并且进了威斯里安学院?她怎么会带信给孙中山——她未来的丈夫?形成她早期思想的根源——在家庭和其他影响中以及在她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回应中——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既有神话、也有事实。幸运的是,现在已能得到更多的事实。追溯她的家世和她的早期发展,不但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并且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古代和近代、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轨迹”,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我们可以从她的父亲宋耀如(又名嘉树)——外国人熟悉他的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说起。虽然在庆龄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富裕的城里人了,他出生的家庭却是一个贫穷劳苦的农民家庭——农村的贫穷劳苦在旧中国是到处可见的事情。后来他在年轻时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由此发迹,成了一个霍雷肖·阿尔杰①笔下那种白手起家的人,这在中国是新鲜事。

①巴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写了许多描述穷孩子凭着诚实、乐观、艰苦工作和运气由穷变富的故事,在一代人中极有影响。——译者

确实,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中国和美国两种潮流的独特的混合物。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却又崇拜美利坚共和国据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这两股思潮既给他注入希望,又使他为失望所打击——在两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他成了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因为反对陈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个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每个领域都赢得完全的平等——而且无疑地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子女送去美国受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受了美国的教育才得以发展),是要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他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牛路园村——一个贫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县不算是最穷的县,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历史的、从附近的清澜港用木船进行的贸易。稍晚一点,文昌又种植起胡椒、咖啡、橡胶和其他亚热带作物来。但在县里,牛路园是贫瘠的、穷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从前都作1866年,现在经过新的查证,确定为1861年。他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的事。这一点早就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着《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英文)就曾提到这一点。主人公美国传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给他在海南的父亲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时显然还不会写中文),信末的签名是Hann Cardson(韩教准)。作者还认为宋霭龄所作的关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宋霭龄说,她家本姓是宋,她父亲曾被一个姓韩的亲戚收养。作者指出,如果韩某是他的养父,自己没有子女,那末为什么家用如只给他的养父、而不给他的亲生父亲写信,又为什么他会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们”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韩氏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兴起,所以北方的汉族南迁者很多。在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如此执着,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南迁汉族的子孙仍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生活俭朴、善于开拓。这种性格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迁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较贫瘠的地区(最好的地区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还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古至今经常积极参加农民起义。

这个家族的谱系能够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纪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现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变得有钱有势,而是由于它的祖辈曾在宋末做过县官,所以载入县志(中国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录的)。到了19世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变成贫苦农民了,这从宋庆龄父亲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颓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韩鸿翼只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砂土地(本书作者最近去看了这块地,土质仍旧很差)。文昌县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话说,中国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这片地上连椰子树也不长。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为那些境况稍好的农户送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①

①这里及以后引用的关于在当地的史料来自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往探讨宋家姓氏问题的国外资料还有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一书。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年开放,正在筹办一所宋庆龄大学。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正是这个缺地农民韩鸿翼的儿子教准成了庆龄的父亲,以及名闻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纪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当时所处的困境所决定的。中国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筹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运输工人是中国的基层人民,他们早就饱受封建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现在又加上新的横征暴敛,因为侵略者迫使中国偿付巨额赔款(中国要出钱让外国人打败自己!)。洋货和洋船毫无限制地涌入中国,又使成千上万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业。如果不打碎本国的和外国的锁链,中国既不能保持它的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一次人民自求解放的强大运动。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他们这时已沦为外国的工具)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太平天国被淹没在血泊中,牺牲的人数超过19世纪世界上任何一次武装冲突——比欧洲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外国势力的主宰,并且加速了——特别是在南方各湿—在国内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浪潮。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宋庆龄的父亲。在9岁时(那时还姓韩),他和一个哥哥去投靠在爪哇(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一个大岛)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不久,他被另一个亲戚领养——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这个亲戚是他的一个堂舅(婶母的弟弟),自己没有子息,姓宋,所以宋庆龄的父亲后来也改姓宋。这位养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旧译麻省)波士顿市开一家出售丝绸茶叶的铺子,是最早在新英格兰①定居的中国人之一。

①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缅因、新罕布什尔、凡蒙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的总称。——译者

这是根据文昌县的文史资料所作出的叙述,后面还会提到,另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当时还是个少年——从爪哇到波士顿是乘汽船还是乘帆船,现在弄不清楚,但他的航程经过了波涛汹涌的合恩角(智利南端),并且他乘的船看来远远偏离了航线,因为据说他在几十年之后曾经学着他在一处叫不出名字的海岸上看到过的企鹅走路的滑稽样子,逗孩子们乐。也许他是第一个见到过南极洲的中国人。从亚热带的海南老家到这里可真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19世纪末期的波士顿和海甫老家在文化、社会和心理上的距离那就更为遥远了。这位开铺子的养父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拴在铺子里。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见过世面,活泼好动,新环境的吸引力胜过了家庭关系的温暖和语言相通的便利。

虽然他的移民路线同绝大多数横渡太平洋以劳动谋生的华侨一样,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国人出国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书香人家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有两个这样的年轻留学生经常到波士顿他养父开的铺子里来买东西,一个是牛尚周、另一个是温秉忠。他们是由容闳(1828—1912)推动的、在1871年首批抵美的留学生中的两个。容闳是孙中山的同乡,可能是第一个受到完整的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耶鲁大学、1854级)。有意思的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是同情的。①

①关于容闳的情况根据阿瑟·威廉·赫梅尔编《清代中国名人录》(英文),第402——405页。

年轻的宋耀如同牛、温两人交谈后,一心想离开店铺去上学。他的养父不同意,他就偷偷溜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艾伯特·加勒廷”号。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是祖籍挪威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老兵。他对这个抱着热切心情的孩子觉得喜欢,不但不把他送交警察,还让他在船上当一名工役,同时想使他信奉基督。他在船上当差的证据是一位研究者1949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发现的。档案里有一个叫Charles Sun的人,作家戈登·西格雷夫①猜想,这是美国人听广东话“教准”两字发音(Chiao Sun)而误记下来的。前面曾经提到,关于宋庆龄父亲的早年经历有另外两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按照另一种出现得更早并广泛流传的说法,他被“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船长查尔斯·琼斯所收留和照顾,所以取了“查尔斯·琼斯·宋”这个英文名字来纪念他的这个恩人。由于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档案中的新发现,这种说法看来已被否定。

①图特洛特着《查理·宋和美国海岸警卫队》(英文),原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第75卷(1949年2月)。在《共和中国人名词典》(第3卷)(英文)及斯特林·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均曾引用。

过了一段时间,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威尔明顿服务。这里,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由于他的保护人的传道热诚而受了洗礼。时间是1880年11月7日,地点是第五街的卫理公会教堂①,他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那末,“琼斯”这个中名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船长,看来只能接受另一种解释:在洗礼纪录上必须有“教名·中名·姓”这样一个完整的名字,所以“琼斯”这个中名纯粹是当场临时想出来的。

①这个教堂原名“南方卫理公会”,现称“第五街联合教堂”,已不在原址,但仍使用原有的洗礼盘。1942年,那里有一座后建的房子被捐献为“查理·琼斯·宋教育楼”,基石上刻有“1921年立”字样,但不能确定是早先所刻,还是建房的年份。

这位新的教徒从此以后就被朋友们以“查理”相称。他在城里找到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但为时很短。(以后他在上海转业经商首先开的就是一家印刷厂,这是后话。)此时,在北卡罗来纳,他的目的是上学。不久,他进了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作出这一选择是为了便于他新结识的教友们为这个中国信徒找到保护人。

他的保护人之一是朱利安·卡尔“将军”(这个军衔不是因战功得来而是荣誉称号,美国南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习惯)。一他在不同时期曾是纺织业和烟草业的巨子(名牌烟斗菸“达勒姆公牛”的生产者),又是杜克大学的经济赞助人。卡尔把这个讨人喜欢的中国青年带到家里来同他们夫妇同住(查理很快就称他“卡尔父亲”)。

老人后来同他一直保持着友谊,不但资助他在上海的生意,而且据说还资助他的某些革命活动。

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①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①万圣节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万圣节(又作“诸圣日”)本为基督教节日,现成为青少年儿童纵情玩闹、以恶作剧或化装素要礼物的时节。——译者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走上了在19世纪的美国最能依靠自己创业的那些人的奋斗道路。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差别,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识中或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中国人。

这些矛盾在1886年(毕业的第二年)他回国的问题上急剧地表面化了。在大学里,同学们都喜欢他。有一个美国同学回忆道,“他脑子灵,力求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机智和幽默,脾气也好”。但一位虔诚的教授却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认真的兴趣。”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兴趣所在正是要他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国人传道。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他同时负责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坚持要把他尽快地送到上海去传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护人卡尔的支持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继续去学医,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国。但马克谛耶不需要他作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多地受教育或过多地美国化。他对上海的教会作了透彻的指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他还写道,不要让来去当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的),而是让宋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没有轿子就走着去”。他又进一步坚持只付给宋一个当地雇佣的中国人的工资,比一个只念过中国书的人还不如,虽然宋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位而且是从美国派下去的。马克谛耶带着一种吝啬加偏见的情绪写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不把宋惯坏,成为一个“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佬,除非得到非份的报酬就不满意、不舒服……”换句话说,来不但应该被置于“中国佬”的地位,并且不许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这样,宋被派出去传教,每月报酬只有15美元,传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区农村,那一带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见的家属的请求也被专横地拒绝了。①

①后来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亲属在事隔数十年后形象地回忆道,当年因气候闷热,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边棕榈树下乘凉,用一张芭蕉叶子当扇子。

但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克谛耶主教或当地教会首脑林乐知(艾伦)博士所能轻易驯服的。宋查理在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接着写道,“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他就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

宋查理对中国人爱国心和自尊心的维护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对当时正在升级的对在美华人迫害的反应。在以前几十年间,大量华人被运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筑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或开矿。现在他们被赶出一切行业,只能开洗衣作坊或种菜出卖;在许多西部城镇,他们被殴打、虐杀。

1882年,当宋查理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表决时201票赞成,37票反对,另有51人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来开会。赞成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来自反华的西部各州,也有来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念书)。

事情正好是循环了一圈。1868年,美国还需要中国劳工时,以“行动自由”是“一种人权”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尽管绝大多数华工远涉重洋都是由于外国募工者的强迫或欺骗)。现在,时间只过了16年,最繁重的体力活(如修筑铁路)都已干完了,“行动自由”就被遗忘了,门被关上了(特别是对东方人),而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苦痛,他们只能“自愿”离去。

来在美国期间,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气的事之外,他自己没有受什么罪。尽管有许多美国人对他友善热诚(这是他会铭记在心的),他对其他华人的悲惨遭遇是不可能视若无睹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里,他的感受也没减弱。他回国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教会的运动,以报复美国对华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像他们在那时习惯所做的那样,以威胁态度要求中国朝廷进行镇压。1887年,媚外惧外的清廷下令中国人须“与基督教士和睦相处”。宋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个同学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这样写道,“美国教会称赞中国方面‘志愿’实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国却仍然让中国居留民去忍受暴徒们的肆虐,且不说用排华法案去羞辱中国”。①由于这些原因,“宋查理”从来没有表示过想再到国外去居住的念头。尽管他决心让他所有子女去美国上大学,他却从不鼓励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在国外定居。相反,当子女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总是想尽办法使他们了解国内的事情,有时写信、有时寄剪报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子女们产生对中国伟大过去的崇敬之情,为它当前所受的羞辱和所处的落后状态感到不满,并且相信只要取得进步,中国的未来仍将是伟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愿意让他的后代完全变成洋人的——特别是那种挥霍成性的洋人。当他发现在某个子女身上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曾大发雷霆,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别送你的孩子出国。他们回来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要一所大一点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修一间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话:把孩子留在国内。”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38页。又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英文),第65页。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会头头们打交道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他遇到了曾在美国见过但却以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他没有在美国那末多的外国朋友,而外国人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更难令人容忍——因为这里究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虽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使他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促进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着,但这使他只是越来越紧密地同中国的基督徒联结在一起,而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这位年轻中国传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穷,穿着从国外带回来的洋服,显得“怪模怪样”——而且这些洋服也越穿越破旧了。实际上有些中国人把他当成洋人。一外国人把我作中国人对待,而在这里,中国人却说我是个外国人”。据记载,他对美国老同学步惠廉诉苦时就是这样说的。①他布道时,别人几乎听不懂,因为这里的方言同他的海南话完全不一样。他到一个“上等家庭”去教英文,但因为他的样子同中国传统的硕学大师的形象太不一样,学生们就在背后取笑他。(他当时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后来备受西方政界和学界尊崇的中国学者和外交家胡适博士。)

①同注1。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对他的未来起关键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顿碰到的两位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保持了友好关系。他们带挈他同城里一些富裕的中国基督徒家庭相识,特别是同倪家(牛、温两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这个倪家同当地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名门望族,即明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1562一1633年)的后裔联姻。徐光启早在1603年就接受外国耶稣会士的传教,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是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其他西方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著作译成中文的人——多数情况下是同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他还独立写出在应用数学方面中西方法比较研究的著作。他还在他的出生地上海市郊徐家汇筹建天文台和气象台。徐家汇天文台后来享有国际声誉,几经扩建后至今仍是中国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是耶稣会牧师,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徐光启的后裔,两个姐姐分别嫁给牛尚周和温秉忠。牛、温两人都觉得宋耀如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就为他们的小姨作媒。

(四)虔诚贤淑的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信教虔诚,相貌平常,没有缠足——在当时可称是个新女性了。她擅长数学,会弹钢琴,懂一点英文。宋耀如当时很穷困,出身寒微,除了海南的村野上话,连中国普通话也说不好。而倪桂珍则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是一个有点地位又受过教育的姑娘。为什么牛、温两人觉得这两个男女青年很匹配,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由于宋的品格,因为除品格之外,他可以说一无所有。也许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年轻的中国卫理公会教徒够格提亲的到底不太多。也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不多的年轻教徒中,像宋(尽管出身寒微)这样有美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更是寥寥无几了。也可能是因为倪桂珍长相平庸,又是“大脚”,①上海那些老派的家庭不会喜欢要这样的姑娘做媳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但牛、温两人一力主张来做他们的连襟,倪桂珍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同意了。

①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由于信仰基督教,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但詹姆斯·伯克(见前所引书)则说桂珍曾经缠足,但因此引发高烧,而且她又是第三个女儿,在家中无足轻重,所以后来就不缠了。不管怎样,她的父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

1887年,宋耀如回到上海不过一年功夫,就同倪桂珍结婚了。宋家一位亲戚还记得倪桂珍,曾对本书作者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在另外一些书籍中,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①她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尼姆·威尔斯在倪桂珍去世后不久到达上海,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事。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②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姻生活是和美的,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还有三个男孩子(子文、子良、子安)。有人说,倪桂珍“教养子女的标准是使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她生活中的宗教气氛是很浓厚的,有人引用美龄的话说,她不管做什么事情,她的母亲总要“一直为她祈祷。”③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24—25页。

②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回忆录。

③埃尔默·特·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41页。

宋耀如自己虽然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却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华南农村的生活习惯。他在上海虹口(那时虹口还是郊区农村)建起第一座住宅后,曾在屋旁照海南的老法子种菜。但几年后他在上海法租界盖的另一座房子——庆龄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却是西式的,是仿效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过的房子盖的。“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庆龄1914年经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在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为了向这个朋友保证,如到上海来看她,她家会有一切舒适的条件。“上海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胜过亚特兰大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①宋家的境况日渐富裕,各种新式的享受也越来越多,当时上海许多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都是如此。

①同注14,第98页。

但在饮食方面宋查理却不同于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虽已西化,饮食上还是喜欢中式,而他则已习惯于吃美国饭,而且“妈咪”(这是他对倪桂珍的称呼,原来是对朱利安·卡尔太太的爱称)也很会做。她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庆龄。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庆龄有时会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他们。在她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

在家里,宋查理晚间喜欢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学来的。他是很好的男中音。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合唱及独唱歌曲集》(福音传教士文拉·桑基作)。其他的歌曲集可能是庆龄和她的姊妹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Is It True WhatThey Say About Dixie”(《他们说的关于迪克西的话是真的吗?》)、“Everybody Loves Somebody”(《人人都有所爱的人》)。①

①这些歌曲集为本书作者所亲见。

同这些美国事物并存的是中国经典教育,因为宋查理坚持要让孩子们受一点这方面的教育。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就是原来曾为他自己补习中文的那位。

很明显,他虽然喜欢许多美国的东西,却一点也不想把自己变成马克谛耶主教所希望于他或他的子女们的那种“失去民族性”的中国人。

但他同时也在子女们身上——如同曾在自己身上做过的那样——培养起他所尊重的并认为为中国所必需的一些美国人的品德,如准时、说话直截了当、工作讲求效率、尊重能力和品格而不是只重关系和等级。庆龄虽然比她这位感情奔放的父亲要安静得多,但她获得了所有这些品德。她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开朗的乐观精神和幽默感。

庆龄是她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她对母爱的回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特别是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虽然庆龄以后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都同她的家庭决裂了,她母亲的照片却终她的一生一直挂在家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遗嘱,把她的骨灰葬在宋家墓园里。她同倪家亲戚从未断过联系并一直关心他们。①

①这一部分材料大多曾与倪家一位亲戚核对,有的是他提供的。他年事已高,但对倪桂珍的记忆犹新。

宋耀如决心要让女儿们受教育并且还要送她们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罕见的。这是他主张进步的另一实例:他把女儿们作为智力上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夫人倪桂珍同他是完全一致的。①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形成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①尼姆·韦尔斯手稿。

(五)成为企业家、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说来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贵的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倪家的联姻反而终结了他自己的卫理公会传教生涯。尽管他新夫人的娘家在基督徒社会中有地位,她带来的嫁妆看来并不丰厚。他一个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会管理委员会抗议薪水太少,不够养家,但没有结果——那些美国的委员会对于如何恰当地对待一个“土著人”是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的。这种情况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从商。这是行业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变。他的第一个企业是一家印刷《圣经》的印刷厂“美华书馆”。后来,虽然又开了一些铺子,他仍到教堂去布道——当然是以世俗志愿人员的身份——并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于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厂,才使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孙、宋两人至迟在1894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厂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还印刷革命传单。使宋倾向革命的是他的现代化思想和民族主义。在美国,他学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这样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使他成天苦恼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顺当。他从印刷厂发展到面粉厂和其他行业,包括出售外国机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样把他归入“买办”一类(西格雷夫把他描写成买办的典型)很难说是正确的。中国的“买办”作为外国的代理人或中介入,使外国资本和商品深入中国各地,损害中国自身的独立发展。他们的利益不但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而且同半封建旧中国的传统统治阶层相结合。他们对民族主义是淡漠、甚至反对的,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一般是不关心的,除非他们自己要用他们的资本来办厂。宋耀如所办的企业更多地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一类。他输入的是机器,中国自己当时还不能生产,不存在争夺市场的问题,而对装备中国自己的工厂倒是有用处的。后来,他又办起中国人资本的面粉厂。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把他称作“买办”是不合适的。

确实,他有几个孩子参与了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府——从政治上说是买办政权。但这是他死后很久的事了。

紧接着成亲以及反抗外国教会在薪水问题上对他的歧视,宋耀如开始反对清廷。在思想上,这可能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在组织上,像许多别的中国人一样,这看来是由于参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反满秘密会社。不论怎么样,到1894年,即庆龄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同孙中山相识并成为知己,还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后多年中,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圣经印刷厂中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募款及进行其他活动。

毫无疑问,庆龄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孙中山。据现有的材料,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访。孙中山很爱孩子,从来不会不理他们。当庆龄还很小时,他可能逗她玩过;她上小学时,他也可能同她谈过话。那时,她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常听到的传说,说庆龄在13岁时(即1905年)第一次同孙中山谈话。据说孙中山对她说,“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知识,才能救国”。她说,她要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孙回答说,“庆龄,好极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你”。庆龄在那个时候已知道孙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样的谈话,如同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一样,常常添校加叶,成了传奇。

武昌起义时,庆龄仍在国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当时在威斯里安学院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她热烈地沉歌这次起义。1911年圣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和霭龄(她已在早些时候学成归国)立即同他取得联系,并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到南京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国旗并寄给在美国的女儿庆龄。(第一章中已经记述了庆龄如何兴高采烈地把这面新国旗挂在宿舍墙上、把黄龙旗踩在脚下。)

在上引威斯里安校刊文章中,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到孙中山?这似乎有点费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孙中山的关系是符合她的谦虚品格的。她从来不是那种喜欢以随意、亲密的口吻谈到显贵人物藉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

这部传记是宋庆龄的传记,不只是将要成为伟大的孙中山的夫人及遗嘱的一位女性的传记。当然,她后来的道路和业绩同孙中山的影响及精神遗产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她自己的倾向和发展。

(六)宋庆龄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当庆龄还是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时,在她身上已明显表现出那种先人后己的赤诚,以及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而要寻根究底的兴趣。宋美龄回忆说,每星期三晚上,马克谛耶学校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校主持宗教讨论会。“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讨论会结束后,她〔美龄]愤怒地要求庆龄回答,“难道你不忠实信仰?”①当时庆龄是否真正信基督教或有什么别的信仰,年代久远,难以查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便什么事情,如果要她相信,她总是要问为什么的——这是她始终保持的一个特色。

①同注14,第46页。

一位更早的观察者谈到庆龄还只6、7岁的时候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课时的反应。(她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上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这个学校。)①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饼和鱼的奇迹”②,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如果这段回忆可靠,那末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其某些记载存在怀疑。

①江苏常熟的张梅蕾写信说,她是从她的母亲程兢强(与宋庆龄上过同一个幼儿园)那里听说的。

②《圣经·新的全书·马太福音》第14、15章记述了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几条鱼向天祝福后分给跟随他的几千人吃的故事。——译者

据报道,庆龄很早就极端厌恶的事情之一是虚伪。多年以后,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宁肯要霭龄的坦率而不喜欢美龄的做作——霭龄从不掩饰她对财富的追求,而美龄尽管庸俗又有野心,却偏要装得道貌岸然。①

①这位朋友S.A.告诉本书作者。

总的说来,美龄使庆龄感到极度失望。霭龄1904年去美之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游戏伙伴。那时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园洋房里,有围墙环绕。庆龄虽是姐姐、又比较沉静,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园门到乡间旷野去玩一会儿。在美国期间,霭龄毕业回国后,庆龄负责照看小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担起了父母的职责,而美龄也爱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时间里,她们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们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庆龄打算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结婚。她写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还在美国上大学的美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的美龄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赞成这桩婚事的成员。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于一篇中文文章《庆龄和美龄》,见《演讲与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参见曹云霞着《宋庆龄与宋美龄》,香港《镜报》,1981年第4期。

后来,紧接着蒋介石在1927年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之后,美龄同蒋结了婚,并使蒋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这桩婚事使庆龄心中充满憎恶。“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庆龄后来曾这样说。

就这样,从这段较晚的时候起,通过她们作为两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反应,庆龄对美龄逐渐形成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这本来是原则性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曾挚爱过这个小妹妹的姐姐,她在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损害,使这种反感更·趋强烈。

据庆龄那位儿时在湖群学校的同学说,庆龄性格中另一在幼时就显露的特点是,她好像从不慌张着忙,情绪总是很稳定的。只有在丢失什么东西或把什么东西弄脏时,她才会有点手忙脚乱,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她的心很软,有一次看见厨师宰鸭,她就跑开并且哭起来了——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子。

还有一点,就是她的专心好学。据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镇图书馆前馆长路易丝·穆尔回忆,庆龄在这里上第一所美国学校时,她总来借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书”,并且贪婪地读着。在威斯里安学院,她兴趣的广泛——从文学到历史、哲学——可以从她被任命为院刊编辑一事上充分体现。

她从早年起就立志为他人服务。她显然曾一度想当医生。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她对医学的兴趣后来因为嫁给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终生。倒是在给霭龄的“毕业预言”中有同学曾说她会在官场中跻身高位。

大学女生总是充满浪漫的幻想的,庆龄有没有呢?同年毕业的友人玛丽·斯塔尔回忆道,“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你要是知道我帮她写了多少信一定会吃惊。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①很显然,庆龄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很认真的,要不然她不会同这位女同学“共享”情书,而且也没有材料说明她到底见过他没有。

①玛丽·斯塔尔的话见美国乔治亚州一张报纸上署名约莱恩特·格温的一篇报道,可惜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来自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没有注明报名和日期。报道的第一段引用电讯说,“在乔治亚州受教育的孙逸仙夫人正被推荐为红色中国的主席”,由此可证明这张报纸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格温采访了斯塔尔小姐和另外三位宋庆龄的老同学,一起回忆往事。

但她对于女同学们的“罗曼史”、对于男孩子,当然并非毫无兴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级时写给女同学的信为证:

“你怎么样,还有查理,他见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吗?有几位客人来过这里,包括罗西纳的追求者在内——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内夫先生已经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罗·萨顿回家去了。保罗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来……”①

①致詹尼·多尔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忆是最近由美国缅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妈少年时有一次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①

①美国缅因州达马里斯科达的路易丝·C·博兰夫人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函,此函后又由索尔兹伯里先生友好地转送给本书作者。

这个故事也说明,庆龄在美国时曾到一些地方旅行过,尽管那时的旅行不像现在这样快速和方便。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曾谈到她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同学家中度假。她还可能去过其他地方。她出入美国时都曾在西海岸停留。

※※※※※

有几件事常使人们疑惑不解:

第一,她在乔治亚州上学,那是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的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持什么态度?从她在大学时期的著作以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信件,人们找不到答案。但在回顾中,如同斯诺所记录的她在30年代同他谈话时所说的那样,“不幸的是,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有一回我请她谈谈对访问苏联的感想,她对我说,‘俄国人并不把有色人种看作是劣等民族’。她还说,‘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使孙博士感到俄国比美国更可亲近的原因之一。’”①

①《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旅》,第108—109页。

与此相对照的是她妹妹美龄的话。据回忆,美龄曾对大学同学说过,“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龄在美国北方的一个暑期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美龄讲述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向奴隶主统治的乔治亚州进军的事迹,美龄答道:“原谅我,我是个南方人,这个议题使我很难过,我可以省去它吗?”①

①前一引语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70页。后一引语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70页。

庆龄的话表明,她同被压迫、受歧视的人——不论是像她一样的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龄则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为中国人的感情,不但同庆龄不能比,连霭龄也不如。霭龄1904年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曾受到过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专门对付新到的中国人的粗暴的种族污辱,差一点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天使岛上的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她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这本来是一句奉承的话。但她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当她被引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她理直气壮地问道,照她入境时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①美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国时年纪太小(才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07—108页。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像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②

①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杰克·伦敦(1876-1916),均为美国作家。——译者

②据70年代宋庆龄同她当时的秘书张珏的谈话。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称波特温一家是“白俄”,这在时代上弄错了,因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庆龄、美龄上这所学校是1907年。但本书作者无从证实西格雷夫关于这一家是俄国人的说法。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为“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顿·波特温”,没有任何俄国姓名的迹象。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①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①本世纪20年代,当本书作者还是孩子的时候,碰巧遇到过鲁斯尔,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在天津行医。据说他年轻时在西欧求学,曾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谈过话。在这样一些偶合中,遥远的历史似乎变得贴近了。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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