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的副市长
印象深刻的领导人

屠基远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中,潘汉年是我接触的领导人中印象深刻的一个。

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我并不认识潘汉年。青少年时期,爱好文学,因而知道在中国左翼文坛中,潘汉年是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中年轻的一员。在后来懂一些党的历史之后,知道他不仅是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做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打交道的重要人物。当时,我虽有敬佩之心,却从来没有和他接触过。解放以后,他在陈毅市长领导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我才认识他。他是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市府党组书记,是领导我们市府各局的主要负责人。我开始是市民政局的秘书主任,同他接触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长时,才多次同他接触,对他才有所了解。一直到1955年他离开市府被审查为止,前后有6年时间。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我党在进上海以前,就在江苏丹阳做接管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准备工作,按系统成立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搜集资料、档案,安排好每个单位的负责人。汉年同志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人一起从丹阳进入上海。5月25口,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他们迅速同上海地下党会合。我当时参加国民党市政府的接管准备工作,奉命到总部设在交通大学的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去报到。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政务接管委员会到塘沽路原国民党市参议会、市民政局地址办公。主要接管司法(法院系统)、参议会(接管后撤销)、民政(民政局和社会局救济、社团方面工作)以及一些不属于各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驻上海的机构。上海当时有30个区。市区20个区由政务接管委员会接管,郊区10个区由郊区工委接管。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当时成立。汉年同志除任副市长外还兼任秘书长,管理市政府内部事务,同市政府各局的接触较多。市民政局成立后,仍管各区的工作。各区的许多工作要请示汉年同志。市政府任命的第一任民政局局长为曹漫之,副局长黄序周,我为秘书主任。当时,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采取彻底摧毁的方针。各区成立区接管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区以下的保甲制度全部取消。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一大批保甲人员,听候审查。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记得当时汉年同志对地区工作有几点原则指示:一、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如蓬莱、嵩山区)。要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二、地区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工人家属,依靠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三、要解决在里弄中出现的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例如当时上海居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棚户区)没有家用自来水,而是由给水站供应的。这些给水站往往由当地的地痞、恶棍所控制,他们敲诈欺压居民。根据汉年同志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普陀区在梅芳里、江宁区在金家巷,发动群众建立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深受群众欢迎。此事很快在各区推广。全市成立了104个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

根据市委、市府的要求,我们逐步组织里弄居民,在1949年夏天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市区各区组织了居民卫生小组16650个。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各区开展反轰炸斗争,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875个。冬天,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蠢蠢欲动,市军管会决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1951年,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里弄居民委员会。

当时,全国还没有居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它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是根据上海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和居民需要,由市委、市府决定组织的。成立起来后,出现的具体问题很多。我当时正担任市民政局副局长,主管政建工作,同潘汉年接触较多。他对于居民委员会由谁来组织的问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工人在工厂里工作,解放初没有退休工人。潘汉年指出:首先要依靠在里弄里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属。其次是党员家属和过去同我们一起参加过革命和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这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我们同妇联联系后,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居民委员会和在区以下建立街道办事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是根据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实际情况摸索着建立起来的,奠定了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矗

解放初期,市、区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通过有关人民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协商产生。潘汉年指示我们:“过去国民党时期是有钱人当代表,我们特别要注意,让各方面的人士当代表,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篮桥区第一个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潘汉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参加。各界人民,特别是里弄居民、人民警察、烈军属、少数民族以及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等各界热烈欢迎潘副市长的到来。潘汉年在会议上讲了话。从此,各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市普遍召开,揭开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页。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团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诈、盘剥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着共产党消灭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工作,做过党的传科工作、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对于上海的流氓集团有深刻的了解。上海解放以后,党为了恢复生产,同投机倒把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在他的参加领导下,取缔了证券交易所和银元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团分子;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盗匪活动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镇压了一批流氓集团的骨干分子;在禁毒,取缔赌场,以及工厂肃清工特,整顿市政基层组织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头。解放前夕,青帮头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据说潘汉年在港期间曾同他们有过接触,告诫他们转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孙,要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劝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恶从善,将功赎罪。

在上海没有出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成为群众议论的对象。当时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让这个作恶几十年的大流氓头子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孙们觉得有个老头子作靠山,会继续胡作非为,必须对他作出处理;另一种看法相反,认为不要动他,潘汉年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黄金荣不走,说明他受到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对党至少不抱敌意。再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也消灭了,难道他斗得过共产党吗?我们要掌握他的情况,并要他有所表示。后来,黄金荣在报上登了悔过书,表示自己已经年迈(时已80多岁),不问外事,所有徒子徒孙,都要安分守己,服从政府;否则,谁在社会上干了不利于国家的事,由谁自己负责。黄金荣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旧上海的斗争中,民政局除了收容游民、惯窃,实行劳动改造外,还配合市公安局进行取缔妓院、消灭娼妓的斗争。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还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带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对改造妓女的方针,潘汉年作了具体指示,他认为妓院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为生,必须坚决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对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旧社会的受难者。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之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而既要用对劳动人民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民政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妇女教养所,在封闭妓院那晚把她们接来。不出潘汉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进来后大哭大闹,有的还设法逃跑。她们要抽烟,要喝酒,有的还有毒瘾;她们把晚上当白天,把白天当晚上,互相吵架厮打,甚至我们女干部在劝架中也被她们打伤。我们用潘汉年的指示教育干部,做耐心的工作。给这些妇女讲党的政策,讲革命故事,安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习惯,医治性病,并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生产劳动。

潘汉年很关心这项收容工作。几天后,我们去市政府向他汇报,他说:“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教育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又鼓励我们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这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两年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当时,娼妓在上海不复存在了。通过多方面的改造,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潘汉年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礼堂开会,宋日昌副市长告诉我:潘汉年向市委推荐,调我去市政协当副秘书长。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调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原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梅达君到大使馆做参赞。协商委员会机关没有党员负责人,潘汉年那时是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协工作。1954年,党中央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交各盛市讨论,上海组织几千人讨论,提修改意见,主要由协商委员会负责。我曾参加了组织工作,对协商委员会和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我想调我去,可能与这方面有关。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的名单,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想不到这次会议竟是我和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约十多天后,潘汉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开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

这个大冤案,不仅迫害了潘汉年和董慧,还牵连了许多同潘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他们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长期审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党不仅为潘汉年伸张了正义,也为许多无辜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使许多干部感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潘汉年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辛劳地工作,人民永远怀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潘汉年是上海工人的贴心人

陆象贤

“二六”轰炸前后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美蒋封锁,面临着严重的形势。1949年9月7日,刘晓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励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下今后改造上海、发展经济的基矗

正当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的时候,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美制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间12时25分至13时53分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法电、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处,造成人员、财产、设备的巨大损失。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即宣布休会。陈毅指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陈毅赶回市政府。当时,潘汉年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到市长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听到杨浦发电厂被炸,锅炉被炸坏的消息,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地区,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市军管会紧急通知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动员起来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

2月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冒着刺骨寒风前往被炸得最厉害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潘汉年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劳资协调”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党的“劳资协调”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兴建曹杨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320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他们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他自己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进行调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1951年开始在市区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对这第一个土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户工人搬进了新居。潘汉年对应当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114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从1953年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等建成9个建筑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上海人民的“好当家”

武汉

1995年,是潘汉年诞辰90周年。一提起这个一直使我梦牵魂萦并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但因事隔40个春秋,且遭遇过无尽的折磨,对于他的雄伟业绩和出色的工作,犹如一缕轻烟已被荡拂得依稀飘渺。现在,只能将记忆中犹存的点点滴滴的追忆,寄托对他的沉痛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后,我分工负责接管伪市府秘书室和文史委员会,并担任军管会秘书,负责处理军管会办公厅政法公文的审批会稿,以及担任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处理;也曾以英文秘书身份处理过几件涉外商务。随后,因外事处成立,我就不再参与外事业务,专职从事办公厅的日常政法事务以及陈毅市长交办的有关任务。陈毅办公室的秘书,由朱青担任。我和陈毅保持着直接的工作联系。潘汉年是军管会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每当我所处理的公文和业务涉及他的分工范围时,都直接到市长室向他汇报和请示。从接触中,我发现他水平很高,才华出众,考虑问题周密,遇事果断,从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问题还需周密考虑时,他要我向原单位领导询问细节,再向他汇报后,由他批示。从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汇报审批的事项,都事先与原报单位联系,了解细节和前因后果之后,再向他详细汇报,使他能顺利决策。

1950年初,朱青秘书因病住院开刀,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午认可,由我到市长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负责市长室和市府党组的秘书工作,并兼任潘汉年的秘书。为了照顾潘汉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卫任务,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年同意,我搬进华山路潘汉年住所居祝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没有儿女。我搬进他家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成为潘家的一个成员。每天和他们一起吃早餐,餐后一起乘汽车上班,中午都在单位吃饭,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饭。饭后一起工作或闲谈。我和他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前后近两年,直到1951年底,我调到市公安局后,才从他家搬出,从而结束我的市府秘书生涯。两年的秘书工作,使我对潘汉年的生活细节和工作态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和了解。

潘汉年名义上虽是副市长,但因陈毅市长军务在身,他的工作头绪繁多,除了要处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设工作之外,还担任华东局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并主管政法工作。这在当时上海市领导人中是兼职最多、负担最重的一位。但他对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潘汉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较少时间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务并取得极大成效,是由于他的优秀素质、超人水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信任干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功能作用,让他们有责有权,各尽所能,各求其效,从不在具体工作上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局、处长全权操办,从而增强了局、处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他们的工作信心。每当局、处长遇到一些紧急而难于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积极果断地帮助解决。他工作抓得很紧,华东局的工作,在华东局办公时解决;市委的工作,在市委办公时解决;统战工作在统战部办公时解决,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从未“跨门办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办公,不能来市府时,则由我将待批卷宗带回家里,晚饭后由他连夜审批,严格履行“公文不过夜”的原则。上述工作作风就是潘汉年能够带领各级领导,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整个市府的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效应的关键所在,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和备受下属干部爱戴的根本所在。

潘汉年对于华东局、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非常重视,每次必到。会前有所准备,会上静心倾听,发言简要而言之有物。会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预期效果。至于他召开的市府局、处长会议、党组会议,都有明确的讨论内容和预期目标,只用半天时间5便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会议呈现出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处长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都集中到会议中。但他对当时上海各单位的庆典活动都不参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请柬单位和内容向他汇报。有时,他认为有必要,就派专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发言或致贺词。有一次,市总工会发来庆祝大会的请柬,他不出席。朱青秘书向他提出意见,说:“工商界,民主人士的会议你都出席;工人阶级的工会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出席?”潘汉年直截了当回答:“市委分工,市总工会由刘长胜领导,他已代表市委主持会议,市府就不必干预群众团体的活动。像这样的会议多得很,每次都参加,我哪有时间工作?1

对于各种宴请的严肃态度,也是潘汉年一个突出优良表现。对于外事活动中的外方邀请,他顾及外交礼节,如约前往,但寒暄几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设宴款待过几个重要的、有政治意义的外国代表团、演出团以及出国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体。但对本市各机关团体以各种名义对他的宴请,他不但不参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种会议只开半天,不搞宴请。开人代会、协商会,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对外地或中央来沪干部,他从不设宴迎送,必要时由有关单位代表他设宴招待。当时的南京市市长柯庆施负有“特别任务”专访潘汉年时,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厨宴请他一次。这是他在家宴请的唯一的一次。至于统战界知名人士,如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父子等人对他的宴请,如果有事商谈,他会把我带去,表示是为公事而来。他以身作则、艰苦勤俭,从未收过礼品,也没人敢向他送礼。我在他身边工作,只看到他收过有限的几次礼品:一是董慧的弟弟从香港给他带来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国回来送他一件小礼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从老家托人绣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过节没有人送礼,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正因为他能以身作则,当时吃、喝、请客、送礼之风不敢抬头;也无人敢去吃、喝、玩、乐。

潘汉年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令人钦佩。他所住的“市长官郾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最简单的旧家具,而且是已离沪的老房主所遗弃的旧东西,未添置像样的新家具。至于吃饭更是简单。我们3人,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半荤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心安理得,过着满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我觉得很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几十条漂亮的金鱼,他见此十分高兴,每天早晚和休息日,总在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体的适当运动,我从公安局弄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他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对鱼缸和桌球那样欢喜,可见他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周日到“百家俱乐部”去游玩一次。那里湖光山色,绿草如茵,清静安谧。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通知那些有空的局、处长,大家一起去。”我照办了。那天,二十来个终日辛苦不堪的局、处长和他一起,在那美丽景色和闲静的环境中,在翠绿的草坪上谈心、散步,观赏花木,谈笑风生,还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潘汉年在与沪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严格按党的统战政策办事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求得更好的团结。他懂得如何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一起贯彻落实党的各种政策法令,并通过他们在同行、朋友中扩大影响。他平日从不指责他们,而是用极平静的态度和言语陈述利害,启发他们自觉地纠正失误,从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取得极大的成绩。至今,这些人除了已经逝世者外,都坚定地跟着党走了几十年,成为各界的带头人或政府的高级官员。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他“右”、“跟资本家走”。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当时由于统战需要,经常召开人代会、协商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担任市府委员会的委员。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与党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共同对案件进行最后审决。每一案件都事先经过“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共同审批量刑,并送军管会秘书处政法科会审,再经三级分审定案。无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汉年最后审批。虽然要经过这许多程序,但由于都能实行“公文不过夜”而能及时送到反革命案审查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凡讨论中有少数案件被一致认为“过轻”或“过重”的,潘汉年在最后定夺时,对提得合理合法并不违反原则的,一般都接受他们的建议改判,以资更好地鼓励、团结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存在“空职”而是“实务”。其中也有斗争。本市某著名纺织集团的人事科长黄龙华,因长期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并奸淫不少求职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审查委员会讨论时,该纺织集团资方也是审查委员,建议从宽处理,引起争论。会后,我们向潘汉年汇报,他指示组织一个黄龙华罪行调查委员会,让事实说话。当委员们到厂里调查时,工人们群情激昂,许多女工们悲愤哭诉,委员们都深受教育,该资方也深受教育,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民愤大,该杀!该杀1会后意见完全一致,执行枪决。事后,潘汉年和这位委员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似的照样和他友好往来,合作共事。

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可是事实却相反。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1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他笑了一下说:“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我和他相处两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和当一名干部应有的品德。但当时我对这一评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因而未能引起重视。直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此而受到挫折,才对这一临别赠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经昭雪。汉年同志,安息吧!

潘副市长对新闻工作的关心

徐大刚

在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期间,我是在新闻处担任重大活动新闻照片统发工作的记者。所以,经常能在活动现场见到他。我那时才20岁出头,是刚从文字记者转搞摄影。一方面由于我对摄影还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见到过那么多高级领导人,有时还有外国元首,所以,在摄影现场很拘谨,不敢随意抢镜头,显得有些笨手笨脚。潘汉年同志觉察到了我这种心理状态,就几次在现场和悦地对我说:“不要紧张,有困难我们帮助你。”头几次所发的照片在各报刊登后,潘汉年又鼓励我:“不是拍得很好吗。”这番鼓励,增添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也就显得活跃了些。有些同志说我与初期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说心里话,我这种转变,是和潘汉年同志对我平易近人的教导、鼓励分不开的。

在50年代,摄影记者使用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镁光泡。这种闪光泡在生产时如抽氧不纯,在点燃时会炸,不仅声响吓人,碎片还会伤人。为预防万一,我们都用薄绸套住灯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响亮度也影响连续拍摄。潘汉年见了,就召我到他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情况。当他了解到国外已有不会炸的万次闪光灯,虽价格昂贵,还是立即表示应该添置。当他了解到在重要场合,只有我一个记者,而我就只有一个相机时,他立即决定,应再配备一架高级相机,以备现场发生相机故障时用。在潘汉年亲自过问下,财政局很快拨下了专款,使我幸运地成为当时拥有最精良、最齐全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从而保证了我顺利完成各项统发稿任务。

潘汉年不仅对干部在工作上给予教导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如他发现我经常是一个人在新闻处大楼晚上放照片发稿,就及时嘱咐市府保卫科长李克同志,要他给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给了我一把缴获的倭刀。以后,我就经常用爽身粉扑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无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潘汉年同志所有活动的资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后焚毁,现尚保存的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转移出来的极少部分。

1955年后,我虽未再能见到潘汉年同志,但我对他在我刚踏上新闻摄影岗位所给予我的教导和支持,一直铭记在心。

潘汉年同志蒙冤后,我也听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的传达和一些传说,心中虽有些疑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纪律和观念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想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对潘汉年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潘汉年同志永远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长和良师。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

钱丽君

1950年10月,上海与全国步调一致,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彻底地肃清了上海地区的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镇反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抚今追昔,许多老同志对当年的镇反运动记忆犹新。人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潘汉年同志。当年,潘汉年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镇反运动。他协助陈毅市长,出色地治理了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把一个被喻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汉年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左”的影响,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绩被一笔抹煞,一夜之间,潘汉年成了“内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解放以后他和扬帆曾掩护、包庇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后,人民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面临的敌情还是十分复杂的。大批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流氓、恶霸等各种敌对势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机,勾结作乱。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派遣特务来沪,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担子重、责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里,他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等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在打击残敌过程中,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瞭。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柏文龙,人称“沪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汉隼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杀害《文革》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二、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注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娶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黄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召在香港的潘汉年返回北平。刚刚完成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去东北、华北解放区任务的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便匆匆离开香港,风尘仆仆来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参与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等工作。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着重谈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问题,要潘汉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帮出来捣乱等。

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潘汉年在解放了的上海开展了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

肃特反盗,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84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1600余人。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大批特务潜伏隐藏下来。此外,在国民党溃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面临的这种情况,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潘汉年根据市委、市府以及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卫机关负责人会议,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多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并且会同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汉年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持社会治安,保持上海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要依靠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领导。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机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1949年6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

旧上海的捐妓,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余人。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1200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2万多人。这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产物。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用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

1949年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存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11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72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有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娼还在游乐尝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押客。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妇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应不一。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的人则思想已麻木。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的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当时,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而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鲜战场使用。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病,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朝鲜战场需要另想别法,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且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询问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当得知有些妓女在妇女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醒,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汉年所预料的,在妇女教养所经过两年改造,500多名妇女,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以后陆续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有的人还当上了生产能手。劳动积极分子。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组织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领导肃清敌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帮派势力、改造妓女的斗争中,潘汉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上海的稳定,净化了上海的环境,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五反”运动情况①

①本文系潘汉年副市长在第十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2年5月)

潘汉年

各位委员、各位先生:

上海的“五反”运动目前已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说上海的“五反”运动已到了快结束的阶段了,今天我就把上海的“五反”运动,由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工作情况简单报告一下:

一、我们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在3月25日正式由陈市长向全上海市民广播后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准备早在3月25日以前,近两个月的酝酿,如工商业方面等都展开了文件的学习,以做思想上的准备。然后,如何在职工中号召动员、组织检举运动,同时由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来组织干部,训练干部,搜集材料,研究材料。这个准备工作时间较长,而后按我们的预定方针进行,我们在3月17日召开了一个“五反”工作干部大会,会上宣布方针、政策。3月21日就进行了74户典型试验,这个试验,我们采取检查队入厂、入店检查,因此在3月25日正式宣布“五反”运动开始时,74户重点户,已在进行检查工作了,3月底前这74户重点户检查结束,3月31日,上层工商界389户展开互助互评动员,这389户中有86户,态度比较不好,就参加一般的斗争,保存其余的303户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的互评互助下交代问题。这是第一期的工作,主要的典型搞303户的交代工作。

二、从4月1日到4月11日,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工作,由于以前有了典型试验,特别在303户典型试验后,我们已有了经验,我们号召全上海主要用互助互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在第二期工作中就解决了2000大户,1万中小户,我们首先把1万中小户弄好,由他们交代问题、定案,同时解决2000大户,这2000大户中间,用检查队解决问题的数目不多,约三分之一,很多检查队一到厂,解说后,就交代问题的也有。

第二期以后,从303户上层交代问题后,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经验。由于工商界采取互助互评,效果较大,工人可以放手提出他们的意见,不使资方。工人面对面的斗争,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样建立了第三期普遍采用互助互评的方法,作为上海市“五反”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第二战役中,特别在74重点户坦白交代后,就把他们放到各区去,让他们向其他工商户劝说、立功。这个作用很大,因为他们可根据自身的经验,并在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劝说别人,这对全上海工商户的坦白很有帮助。

三、第三期自4月13日到5月10日,由于采取互助互评的方法,解决了6000大户、8万中小户,其中真正受到检查队检查的很少,只有16户,检查队用到的很少,主要是互助互评。第三期的特点,4月20日开始,到25日左右,开始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坦白后的退款问题,这是有关生产的问题,如果全部退款可能影响生产;同时,坦白的中间也许有不必要退的,坦白的数字怎么样,该不该给他核一下,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城乡交流发生停止,这也影响生产的,全国公营机关,加工定货受了影响,目前我们正在用大力,在华东财委帮助之下恢复城乡交流。

第三期结束得到了初步意见:1、已坦白的数字如何核实?2、如何退款,因退款不妨害生产所以能不能放弃?能不能暂时不退?这个等一下许秘书长会报告的,报告后由政府委员会讨论批准。现在我们以检查来说,上海市“五反”的成果,可以这样说,我们上层交代的,即303户交代的,根据现在初步统计,工商户自己坦白的有11520亿(旧币,下同),这是大户;其他85125户中小户他们所坦白的有52709亿;中等户18325户,坦白的有510亿;小户77616户,坦白的有390亿。就是说,上层工商户包括大、中、小已解决的约11万户,坦白的总的数字是65133亿。现在所知道的,全上海工商户16.3万户,实际上只15万左右,已解决了11万户,剩下的4万多户,其中中、小户占的数字最大,与五毒的关系较少,因公家与他们无加工定货,普遍都以市场经营为主,这样看来,估计上海15万到16万工商户全部坦白后,坦白的数字估计约有8万亿,这个数字假使全部退的话,上海生产能否维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个时间如何让重要生产继续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市府做了下面这些工作,我们估计上海在二、三月份所得税收过后,马上再来一个退款,要影响生产,在全国加工定货没有恢复以前,如果退款,生产要受影响,我们经过市财委的研究,在收购、加工定货上,使6400户受到了照顾,这6400户中间,包括54个行业,换句话说,靠我们财政当局投放,把生产很快恢复,恢复城乡交流,一切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中央也已知道,关于怎么核实退款,等一下由许秘书长报告。

四、上海的劳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因“五反”与生产无矛盾,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但是由于间接的关系,有若干厂发生了困难,停工的数字不少。据初步统计,旧的失业工人不计算在内,新的失业的工人有8万人。我们看,上面所说的11万户中,职工有522725人,不过职工失业的问题很多已在第四期内解决了,目前做好退款问题,以及新的劳资关系如何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五反”在第四期结束后,从处理问题上讲,有几个问题要我们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严重违法户,必须依法处理的违法户如何处理。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组织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我们现在已提出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的组织草案,审判长及委员等的名单,要我们政府委员会来批准。同时,上海工商业户的面很广,要处理的违法户也比较多,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向人民政府建议,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迅速成立人民法庭,同时我们还建议组织评议委员会,做好核审工作,这个评议委员会有总的,也有各区的,在人民法庭下要组织分庭,关于这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起见,由方行同志提出,大会讨论一下。

五、上海的“五反”快结束,新的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来了。1、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取消“五毒”也有了,但如何使其正常化,如何帮助资方不再犯“五毒”,现在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工人监督资方违法,区里要求我们有一个总的方针。2、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的问题。高级职员在“五反”期间,归队与工人站在一边,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对的。“五反”后,应回到自己的原有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主要的是如何划清界线的问题,有许多大厂的经理、厂长,现在都纷纷要求辞职,这个问题,通过工会,希望工商联,大家在思想上沟通,通过“五反”,很多人都提高了,但是其中还有些人对“五反”意义的前途还是了解不足的,工会应该召开一次高级职员座谈会,要把我们政府在“五反”中的态度向他们作一个说明,叫他们不要消极,这样提法,是否妥当,请大家讨论,再建议。会后,希望工商联照常工作,首先在工商联系统上做好普遍传达,“五反”结束,退款问题,工商界注意,普遍传达,只有这样,“五反”不仅在中间不影响生产,而且“五反”后,可以更好。

上海商业改造问题(节录)

(1954年6月1日)

潘汉年

(一)情况:

1.上海是全国的一部份,情况与全国大体相同,而上海:

(1)本来是一个国际性、全国性的大城市,面广、量多、商业基本上过剩(全市商业从业人员57万,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估计全国须1000万则仅占六十分之一)。

(2)多做远距离生意。

(3)服务性行业多,因此私商困难更加突出。

2.上海商业行业共214个,其中纯商业有110个,春季以来,困难的有46业(批发:五金、钢铁、国际贸易、海北桂、什粮油饼、水果地货、牛、羊、华洋杂货、化工颜料、蔬菜地货、药材、菸叶、小百货、环球百货、仪器文具、南货、盐、橡胶、棉布、绸缎、呢绒、毛绒线、热水瓶、钟表、陶器、砖灰水泥、茶27业;批兼零:新药、糖、炒货、蛋、五金零件、医疗器械、纸、猪、烟丝、木材、竹等11业;专营零售的:估衣、茶食饼干、鞋、帽、酒五业;服务性的:运输报关、转口、客庄三业,这些行业不仅经营比重逐月下降,而且绝对营业额也低于去年同期,以1954年与去年同期比,南货业营业额下降21%,困难户占16%;新药业营业额下降61%,困难户占22%;棉布业营业额下降33%,困难户占28%。

3.急待安排的有18业:批发:菸商业、木材商业、棉布商业、海北桂、华洋杂货、猪商业;批兼零:卷烟皂烛、什粮油饼、茶商业、五金商业、化学原料、颜料、煤、新药、糖、石油、瓷器;零售:文具仪器。

(二)已进行的工作

1.从去年年底开始,财委研究了对私商改造的方针,确定了若干原则,如对私商改造应根据行业性质,大小,对国计民生的关系,批发或零售以及需要与可能等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具体说来,为先搞统购统销的行业,次搞经营主要副食品的行业,第三考虑经营主要工业品的行业。几个月来进行过程,说明这几点原则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正确的,并且仍可据以进行工作。

2.三月份踏步后进行的工作

(1)研究并控制了营业额,主要是二季度适当降低了国营与合作社的营业额,要求私营不低于一季度,在此要求下,我们对棉布、百货、南货、新药4业进行了重点研究与安排,办法是:(甲)公营控制营业额,合作社并控制供应对象。(乙)对私商多增加热销货。(丙)适当提高国营零售价(娘热水瓶、玻璃器皿、鞋油、牙刷、衣刷、钢精器皿等9种)。(丁)适当降低起批点(南货业如红枣、胡桃、桃仁、桂元、金针菜等38种,以及西药119种,百货9种,共计100余种)。(戊)小量贷款。(巳)暂缓发展劳保站与联合诊所(与新药业有关)。

(2)组织并推动私商下乡采购,药材、海北桂、蔬菜地货、水果等都由工商行政部门及商业局、合作社等单位陆续组织下乡采购’。药材业下乡达90%,参加联购春笋的占依此为生产数的二分之一。海北桂、水果等业也都分别往浙江、广西、山东、山西等地采购。

(3)召开了私商座谈会,工商局分批召开了南货、文教仪器、新药、炒熟货等20个行业,400余代表会议,批判其消极等待思想,指出他们必须自力更生,搞好业务,私商一般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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