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龋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缺,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3年8月,我从福建省委调到粤赣省委担任书记,潘汉年兼任中华苏维埃大学的委员,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潘汉年和我都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期间,他正忙着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间,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开展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福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陈公培(吴明)携带蒋光鼐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到达五台。彭德怀和袁国平遵照周恩来的电示与陈公培会谈。彭德怀和袁国平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行动,又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将会谈情况电告了中央,并且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10月下旬,蒋光鼐、蔡廷锴派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同陈公培来到瑞金,送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曾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潘汉年等,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随后,我方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黄一青)为秘书前往福州。黄火青团正患疟疾,一时不能同行,中央让潘汉年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并由李克农指派吴振英等两人为警卫员随行。临行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前来送行,邓发为他们开了通行证,还派人护送他们经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后,黄火青病稍愈,独往福州,与潘汉年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里。

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条文,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反日的力量,于11月15日在福州开会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对于十九路军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已获情报,企图加以阻止。蒋曾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请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遂于17日派专机携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廷锴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变爆发的过程中,潘汉年、黄火青给中央发回了两份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的电台发回的。党中央复电要他们两人中一人回瑞金汇报情况,潘汉年因忙于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谈各项工作,选由黄火青回瑞金。黄火青在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被派往漳州,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漳州领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的条文,派张云逸为代表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所缺乏的物资,特别是运输食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洽谈。当时,不仅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做买卖。闽西善后处还在蛟洋组织一个民间的贸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以购买食盐等物品运进苏区进行交换。潘汉年还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商谈。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实施《初步协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宣告:“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先后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予以默认。福州、厦门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壮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认为如不迅速扑灭,影响所及,起而效法,就将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嫡系部队,集中陆、海、空20—30万兵力,自任“讨逆军”司令,向福建十九路军阵地进攻。由于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内部派别繁杂,蒋介石又以硬攻与分化兼施,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来推进反蒋抗日运动,坐失良机。1934年1月,蒋介石刚攻取福州,就将大部分军队调回,继续投入第五次“围剿”。当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潘汉年与梅龚彬等从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反蒋抗日运动,潘汉年交待梅龚彬要大力策动。随后潘汉年回转瑞金。张云逸和黄火青等在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也先后回到了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是,蔡廷锴等当时反蒋反日,同蒋介石公开决裂,这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矗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载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收入本书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胡愈之

党中央对潘汉年同志的估价是很高的。诚如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说:“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是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他在不平凡的对敌隐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而他又是从来很少表扬自己的,所以他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很少为党内党外所知道。

我和潘汉年同志相识是在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南昌、武汉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等。我对出版工作有兴趣,所以和他有往来。到了1939年1月,我离开上海去法国,以后就没有和他见面。现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代表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联系,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和随后以文化界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上海党中央受到了破坏。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间。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泽东给章乃器等4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入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给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原题为《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收入本书时以节了“说明”及“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要点”部分,并改了题目。

杨奎松

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军队依照条约进入中国,受其益者必是中共无疑。因此,蒋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电邓文仪,通知他立即停止谈判。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①

①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我们在你们五次大会之前,曾有过一个通电,蒋先生看了为什么没有提出讨论?

邓:在那种会议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几百人的会议,没有人知道里面会有多少汉奸。现在我们只是在内部有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讨论,即使这样日本人已经到处宣传并向南京进行威胁了。因此,我们将来如果合作,具体实现合作的方式,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不过即使我们谈判成功,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子就撤离,非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不可。我们得到情报,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进攻外蒙,它对华弱自然也会有新的动作。日本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了,可惜我们两个主要的力量至今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

潘:有人诬蔑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玩弄手腕,毫无诚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国时报》转载的王明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在这里我想强调说,全国民众都知道,两党继续内战必将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并吞整个中国。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抗日救国是它一贯的主张,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假如你们诚心诚意地想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不会玩什么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图利用抗日口号欺骗民众的人才会这样做。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交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阴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交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交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精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矗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樱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矗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遥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就国共停战等问题进行了直接会谈。这是会谈后潘汉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汉年东、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着你们一个复电后,在蒋离陕去洛时,我乃打一电给毅,①一面问他与蒋会谈结果,一面问他刘叶②是否早已离西安,我说到沪后一连由刘转数电给家中向未得复,一切活动无从进行,乞为设法,然后得着刘的回电说要我即去南京,当时我真假难明,因为如有此电,何待我去电问刘的行踪他才打给我,因此去信约邓文仪面谈,通信处是邵力子驻京办事处主任转——他是我亲戚,不日陈果夫手下之张冲偕我亲戚来沪找我并有邓文仪书及你们给张之华电要我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当天我没有同他们走,第二天——九号我一人去京,当晚会见张冲,他表示歉意,说陈立夫已飞沪候我,问我愿留京候他或返沪谋晤,我表示均无不可。张乃与陈通长途电话,结果约定当晚乘夜车出京,10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③致二陈④及蒋的信顺便亦交他。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愿意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村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讲完后,笑问我道:“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着回复他:“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他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声音很轻的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扩大为1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有电给养前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我说:“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来。”他说:“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也难说。”我带着一点滑稽笑声问他:“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打电报给里面呢?”他思索一口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我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陈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我乘机改变谈话中心,要求先谈停战,无条件的,暂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起见,先讨论如何迅速暂时各守原防休战。他拒绝这提议。大家静默了好久,张冲在旁建议,如周愿出来,由他方负责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怀疑等话,陈说这不成问题,如周答应出来,倘认张子华带进去的护照还不够,可另想办法。他又提议我先打一个只提要周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蒋所提各点,看里面有无复电再说。我把这事抛开,对陈提议: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谈判成熟,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这样也是(引)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矗他们听了这提议,陈张相视,表示惊异,很久陈才答复:“这是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恩来出来的电报。”我觉得陷于僵局也不是办法,最后接受了他的提议,用张子华带去那密码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们,想已收到,同时昨天由毅处转上一个较简单的电报,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张冲负责与我经常约好通信联络,如来往电报由他派人来沪收送。在张送我出沧州⑤时,特别表示陈对蒋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谈判,恐时间还未到,不过南京方面什么时候感觉真需要正式谈,可以随时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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