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蔽战线上
为周恩来辟谣①

①本文原载《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李一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忆潘汉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交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交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风雨话当年

华克之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春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爽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常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眩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1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沈忆琴整理)

潘汉年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一个机要译电员心目中的潘汉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常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体贴关心同志

潘汉年曾多次对香港某同志联系的外国同情分子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形势的深刻理解,不用讲稿即滔滔不绝地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认识和革命信心。

他对内部工作干部也是很关心体贴的。如平时常交待做内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关在屋子里,有时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滨浴场游泳等,让做内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体活动以调节生活。

1947年9月,张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决上海单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方式问题及筹建预备电台,当时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汉年在张去沪相当时日后,主动到我的住处问有没有张的来信。当我告知刚收到张的信,信上写着: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听后,即关切地嘱我写信要张即速回港。

以上点滴回忆,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辉业迹。谨以此文聊表我对潘汉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潘汉年带我们过封锁线

吴小佩范小凤陈永箴

1942年11月,日军已经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大部分领导同志和100多名区级和机要工作干部,陆续来到新四军军部附近的顾家圩子,办起了整风学习班。穿军装,学军事(包括射击、拆洗枪枝、掷手榴弹、值夜班警戒、夜行军等),学文件,谈收获,总结工作……军事化的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带来了整天的欢声笑语。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来到这天地广阔的苏北解放区,不仅青年同志们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就连年长的同志也焕发了青春。

有一天,从军部来了一位服装特殊的男同志,头上戴的是一顶法国式的便帽。他的个头不高,步履轻捷,面容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嘴角含着带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给大家作关于保密工作的报告。换了军装,戴起军帽,严肃,整洁。站在讲桌后面,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夸张的手势,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报告者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只见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忘了时间,他讲的内容太重要了。

会后,大家议论起来,才知他就是在白区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我们对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风采。

晚饭后,若是没有布置集体活动,同志们通常是在打谷场上自由活动。有一天,青年同志们缠着省委同志们,要听革命故事。刘宁一没有讲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锋队》。沙文汉讲了一个故事,不长,同志们听得不过瘾。这时,恰巧潘汉年走了过来,大家又缠着他,要求讲个长些的惊险的故事。他就站在那里讲了起来。故事果然好听。但是后来慢慢觉得怎么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恰在此时,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叠式的老式的剃刀刮胡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到此一命呜呼,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临时编出来哄小孩子的。亏他编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想,这人如果去写小说,销路一定错不了。

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结束,学员们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苏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区工作。几个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于已剪去了烫发而受到批评。头发短了,脸晒黑了,人吃胖了,这副样子若仍由交通员秘密带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们三人一共5个女同志被分配跟随潘汉年同志回上海。我们利用伪方关系过封锁线,又搞到居民证后回到上海。

出发时,潘汉年从军部带来了一名兼管照顾马匹的警卫员,顾家圩子也派出机要员小朱同志随行照顾。我们5个女同志背起背包,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出发。大家都仍穿着军装,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潘也是打着绑腿和大家一同步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还教同志们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额上晒出一道印来。后来又叫同志们把背包放在马背上,空着手走路更轻松些。

走了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仪征县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据地最前沿的一个小集镇,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饭后,地方工作同志来说,伪方人员并未按时前来迎接,当晚不能过封锁线。于是,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小山脚下的老乡家中去过夜。

这天晚饭后,伪方带路人仍未到达。于是,我们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乡家里,听他讲故事。他先讲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又讲了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打狗队”的行动。后来话题一转,讲起他自己从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真觉得脸红。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儿女,真是遗憾。”

第三天晚饭后,带路人终于到达了。我们一行人换了便装,与警卫员及小朱同志道别后就跟随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灯时候,也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声。女同志们拎着随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还替潘拎着一个皮包,跟在穿长衫的“潘大老板”后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将到仪征县城,看见城前烧着一堆火,就停下来,由带枪护送的两名伪方人员过去打了招呼,开了城门。一行人进城后,左拐右转地来到一家旅店,住了进去。

第二天早饭后,潘汉年到我们女同志住的房间来,说是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他说,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后来又参加国际会议,由于太紧张,连续7天没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后来经过苏联医生治疗,还每天吃生鸡蛋黄,才慢慢好了。现在几天没睡好觉,头又痛了。于是,淑英赶快向旅馆要来生鸡蛋,用汤匙舀出生蛋黄,给他吃。

这时,前一天晚上带路的伪方“头儿”来说,他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说潘务必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潘说,还是早些过长江为好。可是那人说,上午没有班船,极力巴结,非请我们去吃午餐不可。结果我们都去了。那人很客气,菜很丰盛,还说这是他老婆亲自下厨做的。

饭后,就到江边去等船。约在下午2时,上了班船。到长江南岸,下船处是镇江。我们被招待到金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汉年又吃了生鸡蛋黄,后来的两天也是如此。我们没有随身带着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领去拍照片,等待领居民证。

午后,潘汉年来到女同志住的房间,说是伪站长夫妇要请吃晚饭,大家都去吧。女同志们表示不想去,不想出头露面。潘却淡淡一笑说:“乘船过江时,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着‘保镖’呢。”他又看看我们的服装,说要给我们换成好些的。我们穿的衣、鞋是离开顾家圩子时拼凑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很不协调。可是,大家觉得既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就犯不着再为他们而打扮一番。后来,就以这副模样,跟随潘去赴宴。

吃饭的地方在金山饭店的单间雅座里。见面时一看,那位伪站长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事吩咐时,就到楼梯口喊一声:“来人哪1下面好几个人轰然答应。我们心里暗笑,你越有势力,我们就越安全,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出了事,你就是冤之头、债之主。

饭后拿到居民证,再等对方给我们买到上海的火车票。既然有“保镖”,我们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买了些镇江酱菜。第三天,拿到火车票就离开镇江。上车前,淑英告诉我们,上车后分开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讲话。小凤在半途下车回故乡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车抵达上海北站,我们各自平安地回到家里。这一次分手之后,虽然都未遭到敌伪迫害,但再见面时已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三人再也见不到可亲可敬的潘汉年同志了。

记潘汉年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

刘人寿何荦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得到讯息,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了空。

党中央派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即保卫部),将一批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对象的干部调离上海。6月,改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特委委员兼二科(情报)科长,接替陈赓。“一二八”后,特科工作由潘汉年实际负责。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潘汉年积极参与清除、惩处敌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处重建网点,开辟情报来源;并争取一批各阶层同情革命者配合党的斗争,了解高层次的军政动向。潘汉年的工作成效显著,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1.确证向忠发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曾一度隐蔽在周恩来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过夜,6月22日被捕。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定慧)从法捕房翻译与人谈话时听到,一个有金牙、断指、50多岁的中共头头被捕。黄根据其形象,疑是向忠发,立即上报了。周恩来得讯,迅速组织营救,打算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无效,向忠发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又获悉向忠发已于24日被枪决。于是准备动员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和飞行集会示威。但据来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淙英(任粥时夫人)所住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以致陈琼英、张纪恩、张越霞先后被捕;还供出周恩来、翟秋白、博古等人住处。当时,周已转移,看房子的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为确证向忠发是否已真的叛变,从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许多除向忠发外,别人无从知晓的内容;周又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才取消预定的悼念活动。

向忠发何以叛变后又被处死?经了解,原来警备司令熊式辉,不满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专权,向蒋介石密电邀功,但未报向忠发叛变供词。蒋接电,喜出望外,又恐发生不测,复电就地秘密枪决,熊就一杀了事。

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阴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敌特的造谣污蔑!

据当年参与制造所谓《伍豪启事》的中统特务黄凯谈,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派人把《启事》分送各报者是黄凯。但几年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冲逐步感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也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诚意,转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抗战时期亦坚持团结抗日。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利用这则伪造的启事诬陷周恩来。周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

3、团结杨度。杨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后,杨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沪,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穗来沪。杨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被难者家属,毁家经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潘与杨见面后,议论风生,十分投合。杨擅长书法,潘请杨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一说《周报》)题写报头,杨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将杨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后来,潘又奉周恩来命交给夏衍。杨当时作为秘密党员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地亲去吊唁致哀。

4、保护张浩(林育英)。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授意沈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并决定由沈专管自首登记表。沈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林育英)的职务和住处。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并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森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矗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先行。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到达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了《关于遏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8、9月间,潘汉年曾两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张所关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告诉了张学良。

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矗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任社会部副部长。

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央电廖承志、刘晓、潘汉年接待从新四军转移到沪、港的同志,帮助他们回新四军;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这样,香港一度成为进步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刘晓、潘汉年帮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离港。潘汉年单位,经中央同意,由潘亲自部署,通过特殊掩护将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1942年11月,经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护江苏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与潘一起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翌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同志,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了解日本动向、国际关系变化来为这个方针服务。工作需要重新布置。1940年建立了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宪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与华中局(1945年4月改华中分局)联络的交通线,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才停止。抗战时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海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他常说的,只要掌握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讲到敌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赞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55年潘被逮捕审查,李克农同志根据周总理要求,组织了专人查阅了有关文电档案,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个时期潘情报的评价:“太平洋战争前,潘汉年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及日美谈判和德苏战争等情报是有价值的。”1982年中央关于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说他“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这个时期,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电台处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敌人未查到机器。当时有人主张撤退干部。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住房的保人等。坚持不动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2)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转移到香港,潘电告了中央,并陪他到澳门看望叶挺夫人,然后送他回沪,经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送回新四军。(3)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淮南根据地和上海情报单位之间曾经通过秘密交通,传递党的整风文件。潘汉年为此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党的文件密封后伪装成汪伪镇江特工站致江伪上海特务头目的亲启公文,由交通何荦安全通过几个关卡,胜利完成任务。同时,刘人寿也从党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库中取出的重要历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干电池中,由何荦带到根据地。并由华中局情报部用放大镜阅看底片,逐字抄录后电报中央。

潘于1944年底离淮南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组织决定,潘部在上海的单位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日本投降,潘单位首先得知蒋介石要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当时没有电台向解放区通报,只能待刘长胜到沪时再汇报。在此时期,潘系统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伪惶惶无主,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沪的机会开展隐蔽工作。如华克之通过社会关系,设法弄到5卡车TNT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解放区,此事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表扬。又如,当时打入伪方任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陪同兄弟单位的范济美到监狱营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之弟杨树田,等。

1946年夏,潘汉年返沪。潘部在上海的单位仍归潘领导。有些不适宜留沪工作的同志调离上海。刘晓、潘汉年、王绍鏊又介绍了些关系。张唯一转移到香港,管机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在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2)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3)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4)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5)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6)几个潜伏台,反映的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事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他们收集的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7)1948年12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此外还转报了史永交来的南京市委请示敌空军起义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电,后来中央复示俞渤驾机起义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资源委员会起义,使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22万技术工人,3万2千科技和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钱昌照亦从香港来沪宁策反该会)。由陈天骏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为了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经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在《群众》杂志用笔名肖凯发表了多篇统一战线论文,批评对美蒋幻想,宣传革命到底。在国民党特务和港英严密监视下,安排了李济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区,为人民政协胜利召开作出贡献。还对两航起义作开端,他离港后由别人完成。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李克农同志1955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从1946年到1949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1949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汉年长期搞隐蔽斗争方面工作,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敌区条件,保密严格,潘又严守纪律,从不谈自己的功绩。

------------------

使用搜索工具,可以更快找到你想要的资料!

特别推荐

相关栏目

最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