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三张一赵”聚于一报

陈铭德是个求贤若渴的老板,比王公有眼光、有魄力多了。他一直注意在大批流亡到后方来的文化人中延揽人才,只要对报纸有用,无不兼收并蓄,一一罗致。如夏衍、封凤子、谢冰莹、沈起予、施白芜、碧野、黄苗子、郁风、吴祖光、陈白尘、聂绀弩、陈迩冬、孙伏园、李兰、秦瘦鸥、姚苏凤、范寄病等,都先后担任过主笔或主编副刊;至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施复亮、徐悲鸿、老舍等人,是抗战之前就参加过报社工作或长期为《新民报》撰稿的。国民党人何香凝、柳亚子、吴稚晖、于右任、王昆仑等,也常为副刊写稿。

抗战初期重庆新闻界就对《新民报》的阵容之盛,投以艳羡的眼光,张恨水是老报人,比赵超构年长十六岁,既是享有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又是前辈老大哥;张慧剑长赵四岁,素有“副刊圣手”之称,编过《东南日报》、《时事新报》、《前线日报》和南京《朝报》的副刊,无不脍炙人口;张友鸾比赵年长六岁,二十岁就做《世界日报》总编辑,又是《新民报》南京初创期的第一任总编辑。是他,规划了编辑方针和版面别具风格的新模式。这三张加上一个青年有为的赵超构,《新民报》如虎添翼。“三张一赵”聚于一报,传为战时大后方新闻界盛事。陈铭德听了,得意之至。

再说那位《朝报》老板王公,他辗转西行,《朝报》一度打算在重庆复刊,看了人家猛将如云,资力雄厚,自己难以匹敌,只得经武汉、重庆去了昆明,第二年冬天《朝报》才勉强复刊。这时赵超构和张慧剑都已加入重庆《新民报》,成为台柱。

王公再三向他们致意,说《朝报》还是希望他们回去帮忙。王公表示,愿意出二倍三倍的高薪,重金礼聘。但都被张赵二人婉言辞谢,只答应以后还是常常为《朝报》撰稿,代为义务推销。赵标生随同军委会机关在重庆任职,自然也不愿意儿子远离他去。这样,与《朝报》的关系也就断了。《朝报》后来是自行停刊的。

武汉失守之后,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英美等国的政府,一面希望中国抗战,反对日本扩张,并从物资上给中国某些援助;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有利于自己或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他们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旧秩序。他们推行了所谓“东方慕尼黑”政策,不时对国民党劝降。国民党政府从1938年10月之后,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压制救亡运动,箝制舆论,响应日方的诱降活动,希望通过国际干预,实现中日和平相处。汉奸汪精卫,也向蒋介石劝降,表示愿意“同心戮力,反共救国”。从此政治局面沉闷,腐化之风弥漫,重庆真成了“雾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侵略者、汪伪军配合国民党军,不时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和湖南平江惨案。同时,又出动飞机频频轰炸重庆和大后方城镇。每天轰炸重庆的飞机由最初的几架增加到几十架次,有时多达二三百架次。困扰得重庆和大后方城乡居民,要日日夜夜“跑警报”,躲避敌机空袭。1939年“五三”“五四”两日的大轰炸,达到了高潮。那一次轰炸,重庆各报都被迫停刊,采取紧急措施,纷纷向郊区疏散。从5月6日起,《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蜀报》、《西南日报》等十报,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编辑部暂设《时事新报》馆。联合版没有统一的评论,新闻只用中央通讯社统发稿,赵超构被安排在副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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