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更加密切注意时局

《朝报》创刊时,日出四开二张。一半篇幅新闻,一半篇幅广告,是一张面向南京一般市民的私营报纸。因为老板王公是《中央日报》出身,与国民党方面保持一定联系,总编辑朱虚白,办报有些经验,也擅长撰写时事评论,后来在抗战胜利时做过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张慧剑主编副刊,已在报界初露头角。赵超构那年还不到二十五岁,是编辑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一个。赵标生因为儿子初出茅庐,刚来报馆工作,还不大放心,常常来找王公夫妇(王夫人是经理,掌握财权),同时也探望儿子。屠石鸣说:“他当着大家的面叫超构小名‘阿狗’,我们也亲昵地跟着叫‘阿狗’。好在狗、构同音,他也不以为忤。”

王公不喜欢《中央日报》那样把报馆变成衙门,报纸完全站在党部和政府立场大打官腔。他在夫人协助下,竭力办成现代化的报业企业,运用早期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报纸办得还有点生气。王公夫妇也克扣职工薪给,不但制定许多严格的制度,而且亲自督阵,考察职工勤惰、优劣。至于思想上的控制,倒也不像《中央日报》那样严密;他要自立门户,把《朝报》办成独立于国民党党报之外的民间报。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赵超构有几次与青年记者座谈新闻写作时,是这样回忆那段历史的:“这是一张刚刚创办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一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言论’。天天夜里七点去上班,做到次日凌晨三点才下班,睡到中午又得爬起来写‘言论’稿。

“《朝报》的老板很厉害,每天上班时坐在门口,交了稿才能进办公室。老板娘更厉害,锱铢必较,克扣职工的微薄工资,还不能如期发放。

“就这样,我被逼迫了三年,也是锻炼了三年……一日一篇,千日千篇,长此锻炼,也就熟练了。写作终于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有时候,一天不写,就会觉得空虚无聊,好像日子就白过了。”

他的所谓“言论”,还不是后来写《未晚谈》那样的杂文,只是时事评论。有社评、时评、小评,每篇五六百字,较长的专论,也有一二千字的。三年中共计近两千篇,字数在七十万以上。

赵超构在“中公”读书时,本来就关心国事和世界大事,进报馆做了国际新闻编辑兼写评论,更加密切注意时局,留心国内外政治动态,他在《朝报》上不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阴谋野心,痛斥亲日派、汉奸的卖国勾当;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求和的不抵抗主义,对内不顾人民死活,上上下下到处贪污腐败的政治现状。大有“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1936年7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发表演说,主调还是大唱“中日亲善”,“共同防共”,取缔抗日救国运动。赵超构在7月15日的“时评”栏中发表《蒋委员长的演说》一文,说:“平心探讨这篇演词,我们不能不承认,政府所能解释的限度,低于一般人民所能忍耐的限度,譬如华北的种种情形,在民间看来都已到达和平绝望时期之征,在政府看来似乎还有用外交途径解决的希望。”

这里所指的华北的情形,就是此前一年,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进行“华北五省组织运动,成立冀东防共政府”,史称“冀东事变”。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指派宋哲元等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定于1936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终于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怒潮。北平学生首先发难,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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