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刘淮

是什么吸引我与秦德君合作撰写她的这本回忆录《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的呢?那是在1996年年末从友人那里看到她的一份手稿以后。我惊叹她那大起大落的人生,缠绵曲折的生死恋情,更赞美她那九死不悔的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耿耿丹心,和在敌人屠刀下怒目昂首的铮铮铁骨。友人问我,是否愿意将这份手稿补充修订,整理成册,使这位在我国近百年的革命风云中颠簸沉浮的女性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提供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人生的教益。我欣然同意了。

记得我第一次走访秦德君的时候,是在她的家中。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家,端坐在椅子上,腰板挺直,穿戴整洁雅致,精精神神的。眉眼间依稀可见当年的秀丽。我就手稿中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向她询问,她一一回答,不回避,也不犹豫,显得十分真诚和坦率。当然,有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费些思索。

随着访问的日渐深入,我对她的理解、同情和尊敬也日益加深。我发现,我触摸到了一个备爱创伤而又倔强的女人的灵魂。我问:“既然穆济波趁你不备对你非礼,你非常鄙视他,憎恶他,为什么后来又与他同居呢?”她回答:“不幸的是,我遭强暴以后,怀了孕,从四川来到北京,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虽然十分关心我同情我,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贫,哪能照顾了我一个,又照顾小的呢?再说,当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浓厚,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会备受歧视,日子很不好过。而穆济波这时从四川赶到北京来找我,表示愿意与我共同生活,养家糊口,我万般无奈,只得勉强与他同居,过着毫无幸福可言的日子,又时时想从他身边逃离,唉,真是苦不堪言呐。”这真是一个女人在旧时代的悲剧啊!

“那么,在西安,你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意气风发,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北伐的女子宣传队队长。这时,你五四运动时期的战友刘伯坚,也来到军中做领导工作。你们俩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他向你求婚,你为什么不答应?你已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难道还怕穆济波吗?”“不,我不怕他了。在西安,我同穆济波已经分居两处。我很想同刘伯坚结成终生伴侣,但是我不能,我怕影响他在军中的威信。”

“能不能说具体些?”

“当时,刘伯坚身为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是组织派他去改造旧军队,扩大党的影响的。他在冯玉祥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我担心与他结婚必将闹得满城风雨,对他的工作不利,从而对党的事业不利。”

“情况果真那么严重吗?”

“是的。我要与他结婚,必先同穆济波分手,穆必然不干,吵吵闹闹,甚至对簿公堂,事情宣染开来,在当时封建思想浓重的旧中国,一般人把它当成桃色新闻,这自然对刘伯坚很不利。我只得忍痛顾全大局了。”

“难道你就不后悔吗?到手的幸福飞走了。”

“我后悔,我不止一次地后悔。唉,如果我早知道,不久大革命就失败了,冯玉祥把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我又有什么必要顾忌影响呢?我为什么不把幸福牢牢抓住呢?”秦德君老人凝视着窗外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

“在刘伯坚与你的朋友王叔振结婚以后,你和刘伯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他对妻子很忠实,我们不再有儿女私情,但仍然是好朋友。进军洛阳时,我从马上摔伤,他很着急,向冯玉祥建议将我留在地方,因为那时候,他已知道我肚里怀有他的孩子,害怕母子遇不测,可是被我拒绝了,我要随着军队继续北伐。至于他心里对我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老人沉吟起来,神情黯然。停顿片刻,她举目问我:“你知道这首诗吗?”她低低吟咏:“大厦狱中将两日,移来缓署候审时——““这不是刘伯坚牺牲前写的《移狱》吗?”“是的。你还记得最后那两句吗?”我摇摇头,这可是一首长诗啊!?秦德君老人却熟练地背诵起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哦哦,正是这两句!

“我认为,这就是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想念我和我们的女儿秋燕。”老人说得如此肯定,我不便再说什么,也许她比别人更了解烈士的心意。

这时,我又换了一个话题,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谈谈有关茅盾的情况。秦德君老人微微一笑:“事情都过去近七十年了,谈谈可以。我知道社会上传闻很多,议论也很多。作为文化巨匠,他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我只谈事实,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其余由他人去做分析判断吧。”

“茅盾在日本东京同你相爱,你知道他有妻室儿女吗?”

“知道,但是他告诉我,他的婚姻是母亲一手包办的,他不满意。再加上我们俩在日本举目无亲,前途渺茫,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慰藉,逐渐产生了爱情。”

“你同茅盾共同生活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很幸福。他脾气好,对我体贴温柔,我对他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提供他写作资料,帮他抄稿。我们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老人的眼里闪烁着点点星光。

“我冒昧问一句,假如时光倒转,你还愿意和茅盾重过那样的日子吗?”老人眼神立刻暗淡了,断然答道:“不愿意1

“为什么?”

“这是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爱情,尽管茅盾对我立下誓言,我们回到上海,在他母亲的干预下,我们还是分手了。分手以后,我大病一场,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没有出路,只得回老家去了。我受到的伤害是难以形容的。”老人的神情使我不忍心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了,于是我又换了一个话题。

“秦老,你抱病回到四川。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你怎么会到四川军阀刘湘帐下当参议官呢?更令人费解的是,怎么会同他手下的大将王心卫结婚呢?”

“我回到老家心力交瘁,万念俱灰。本想在母亲的照料下先养养病,但嫂嫂不容,且当地又有人说,我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扬言要抓我,我便从家乡跑到重庆,依靠亲友过活。刘湘慕名招我去当参议官,我总算有个立足之地了。后来王心卫向我求婚,我并不爱他,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漂泊半生,我想有个家,属于我自己的家,而不是寄人篱下。”

“秦老,你不是还提了一个条件吗?”

“是的。我知道王心卫当时任刘湘的‘讨赤司令’,凡是进入四川境内的红军,由他带兵‘清剿’。我虽然一时软弱糊涂,迷失了政治方向,误人歧途,但内心深处,对党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而我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利用这个机会,阻止王心卫打红军。这是我提出答应结婚的先决条件,他答应了。”

“1934年,贺龙将军率红军路过四川时,王心卫派兵围追堵截了吗?”

“没有,确实没有。”

“你怎么知道的呢?”

“有文字为凭。”

秦老随即让她的女儿秋燕从里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看。原来是中共四川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白同伦1994年2月24日写给秦老的信,里面提到他自己多年研究贺龙元帅在涪陵、黔江率领红军征战的革命经历。他发现,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在酉阳一带活动的时候,不但没有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对方甚至将部队撤出酉阳县城,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这事在白同伦的心中始终是个谜团,直到他看到《射洪党史资料》才知道是秦老和她的哥哥秦仲文做工作的结果。于是,他写信给泰老,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原来如此!我看罢信喉头硬塞,几乎说不出话来。一个身处逆境的弱女子,她没有向对方要金银财宝,在她看来,红军的生命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啊!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抗日战争开始,她便逃离了锦衣玉食的王心卫的家,从成都到重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后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保守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保护同志,宁愿粉身碎骨,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也就能够理解1975年她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仍然矢志不移,再次要求恢复党籍,尽管她那时已年届古希她胸中始终有一团理想之火在燃烧,即便在迷失路途的时候,这团火也在指引她拨正方向,重上征途。

这是一位令人同情的女子,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我在同她合作撰写回忆录时,感悟人生,颇受教益!在此特向她老人家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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