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 回忆邓中夏同志

秦德君

编者按:本报副刊编辑室为给邓中夏同志写传记,曾在报上登载征集邓中夏同志史料的启事。启事登出以后,陆续收到一些同志写来的回忆片断和其他资料。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志提供资料,我们决定整理一部分回忆片断登表,秦德君同志写的这个回忆就是其中的一篇。

看到报上征集邓中夏同志史料的启事,使我回忆起中夏同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代曾经身受过他的耳提面训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给予我的教育和培养。在今天的回忆中,缅怀先烈当年为了在黑暗的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坚决勇敢地领导群众。培养干部向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种伟大精神的感染力量,一直鼓舞着我,督促着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我在1921年春间,跟几位党的同志乘长江轮船到了上海。邓中夏同志到船上来接我们。那是他的名字还不叫“邓中夏”而叫“邓促懈”,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邓康”,邓中夏是以后才用的名字。他高高的身材,两边分的乌黑短发,他不太胖也不太瘦,雪白的衫衣,酱红色的领结,笔挺的咖啡色西装,横条花袜黑皮鞋,多么和祥健壮而又英俊啊!他那安祥的微笑给人以一种甜美的印象,也充分地表现出他为工人阶级谋解放的坚强信念。因为我是男孩子打扮,推的短发。他一见我就像看见他自己的孩子似的,很温暖地摸摸我的头顶,牵着我下趸船,叫我“小弟弟”。他们在上海逗留了个把星期,他们一面带着我游览风景名胜,如什么有名的公司的屋顶花园,虹口公园等地,一面秘密商谈他们的革命事业。有一次他们坐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正在密谈的时候,我就爬到假山上去吃田鸡肉,不当心给骨头卡着了嗓子。邓中夏同志飞快地跑过来,很仔细地帮助我把骨头取了出来。

后来他们又带我到南京,约了很多人,仍然一面游览名胜古迹,一面分组秘密商谈革命事业。有一次他们坐在燕子矾的树林下正在密谈的时候,我又爬到江边的岩石上去眺望那起伏翻腾着的滚滚浪花,正当我眼花迷乱的时候,邓中夏同志轻轻地从背后把我扶下来,又是摸摸我的头顶,很温和地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别太顽皮了,一旦失脚落下水去就起不来了呀1我本来一心要到苏联上学去的,那年七月一号,邓中夏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领导主持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一届年会”的期间,他告诉我前一批到苏联去的青年们还被扣押在哈尔滨,叫我“别着急,有志者事竟成,要到苏联,迟早都可以去的”。

1922年春间,邓中夏同志原来打算把我先送到法国,然后再托人把我带到苏联。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到五月间,他们又带着我到西湖去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有一次,预定在湖心亭作会场,可是那天滂沱大雨,湖心亭的水涨到一片汪洋,我就抢先地把鞋袜脱下来,打起赤脚踩水过去了。邓中夏同志一贯的微笑变而为哈哈大笑地说:“还是强盗婆有办法1他又摸摸我的头顶对我说:“小弟弟,强盗婆,你把头发留长些,将来可以化装,作冒险工作去。”那个七月,邓中夏同志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因为工作的方便,就把我带到南京去考大学。这是因为当时准备在学校里开展学生运动,必须在各大学里培养骨干。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掩护革命工作顺利的进行。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未成年而又没有正式上过中学的孩子,也便勉强地被送去上大学。在火车上我忽然考虑到我还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虽然曾经补习过英文、代数、三角、几何等等,但是已经荒疏了很多日子。这样地匆忙,又来不及预备,如何能够有把握考得上大学呢?我心里一急,就吃不下,也坐不宁,就在车上闹起病来了。忽然感觉到车厢挂在空中打转转,急得我满头大汗。邓中夏同志很像个善良的医生站在我的眼前,他把温柔的手来摸摸我的额头,把手巾来擦干我额头上的冷汗,又试探我的脉搏,给我喂凉开水,他从他自己的嘴里把香烟头往窗外一扔,坐下来剥水果给我吃,又安慰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助你考上大学。”他这一说,倒把我一怔,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在心里想:你是个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领袖,还会做医生,又是个心理学家?又会帮助我考上大学?很可能你还是个万能博士吧?于是我好奇地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把邓中夏同志从头望至脚,又从脚望至头。他那庄严又健壮的身材,衫衣还是那么雪白白的,领结还是那个酱红色的,笔挺的四装已不是咖啡色而是浅灰色的了,还是横条花袜子,光亮的皮鞋已不是黑的而是黄的了。啊!这才使我想到已经又是夏天来了。

在邓中夏同志的帮助下,我进了南京大学。那几年,他为工作奔忙于东西南北各地。但他经常到南京来找我到台城、鸡鸣寺,或那清静而幽雅的梅庵去谈话。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梅庵”。它坐落在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平房建筑物,有三间草房子,很精致。这里平常不大有人去,所以我们大多数活动都在这儿进行,邓中夏同志也常来这里谈工作或开会。他还经常检查我的学习,指示我看那些书报和杂志,训练我如何工作。就在邓中夏同志的亲自培养下,这个时候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记得我的入党宣誓也就是在上面讲的梅庵进行的,那时只有邓中夏同志和我二人,他把誓词写在一张纸条上,让我当着他的面宣读给他听。誓词的原句,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记忆不起来了,但是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是“永不叛党”是我毕生忘记不了的。这些事情虽然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正是因为邓中夏同志的亲切教诲和培养,像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孩子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愿意为它的实现而付出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他的态度经常是很安祥而又轻松愉快地给人以甜美的微笑。到后来因为工人运动遭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重打击,例如汉口的“二七”惨案,上海的“五卅”惨案,广东的省港罢工……他又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运动,更忙碌了,已不像从前那样的服装整齐,头发也蓬松着,已不是打着漂亮领结和穿着笔挺的西装了,而是不太整齐的普通学生服和工人服了。情绪也比从前紧张一些。他在工作繁忙的时候,还额外给钱叫我预备漂亮衣服和化装品,准备随时化装成阔小姐的姿态,送紧急要件到上海或其他的地方去。我为着节省,就到旧货摊上选择了一身很合体的漂亮衣裙,一双高跟皮鞋,还有一个美丽的皮包,一共只花了三块现洋。他看了皱着眉头很不放心地说:“莫非是害肺痨病死了的姑娘的东西?”这说明他已警惕到怕我传染到肺痨玻有一天他事先教我演习预防反动统治的恶狗——宪兵——的检查,我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到那没有人影而又幽静的梅庵大花厅里,把门关起来,他穿起学生服,假装神气十足的宪兵要检查我的样子。我也假装旅客在过关的时候,满不在乎,大大方方而且很主动地让他检查。直到把我教诲得能够做到宪兵自动地认为不必检查的时候为止,他才放心地让我去执行任务。

后来反动派的统治更加加紧了,反动督军齐燮元采用变本加厉的手段来摧残革命力量。在我们一块儿工作的同志中,有的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又因为其他原因暴露了身份,随时都有遭受反动军阀杀害的可能。邓中夏同志看到了这种情况,把我找到玄武湖边作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小弟弟,我是你的保护者,在这样恐怖的工作环境里很危险,你已不能够再活动下去了。我不愿意而且也不忍心看着你给敌人抓去杀死,调你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去工作,好吧1我回答他:“怕什么,阶级斗争,敌人当前,不是它死就是我死,一个人总要死一回,难道你就不怕危险么?”他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就低下头去凝望着那碧油油的湖水,很久都没有言语。然后,他又用手来把我蓬松的头发往后一抹,泪潸潸地斜着头仰天吐了一口长气,我不转眼地跟着他的动作望过去,从他那英明的大眼角里涌出了圆圆滚滚的泪珠儿,从他那右鼻角下面的一颗肉痣上面流过,泪珠儿也碰开花了,然后又从他那聪慧而又刚毅的嘴唇边流进了他那没有钉好钮扣的工人服的领口里。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邓中夏同志不仅有着一颗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同时为了同志的安全,他又有着一颗对同志万分关注的仁慈的心。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分别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在邓中夏同志教育、培养、领导下好几年,因为那时我还年少无知,有许多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更难有系统地叙述出他的伟大事迹来,衷心歉仄,莫可言宣。

原载《工人日报》195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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