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 忆春涛

秦德君

1998年是春涛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已48载了,那还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万事更新的年代,享年52岁。周恩来总理在郭春涛追悼会上曾拉着我的手沉痛地说道:“春涛是累死的。”回忆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一、在并肩战斗中相识

我和春涛初识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次北伐的征途中。春涛是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人,任政治部组织处的处长,同时还在军校讲课任教官,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成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相处得很好。1927年5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倒戈清除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

1936年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刘湘反蒋。刘湘被春涛的才学与辞令所折服,请春涛做他的秘书长,并请春涛再找几个笔杆子,与他的枪杆子相配合,要与蒋介石争一个高低。“七七”事变后,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日。我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在混乱中失去了组织联系,又加上重病返乡,这时也在刘湘的川军中担任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春涛来找我,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些情况,我很乐意这样做,这样我们又成了反蒋抗日战线上的战友。我们曾共同资助了不少的从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青年,由春涛联系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关系,介绍他们去延安,因为春涛和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作为国民党的左派,他们一直有联系。

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时,春涛担任了第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与刘湘共同出川抗日,直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冬,刘湘撤退到武汉,最后病死在武汉。

二、共同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湘死后,由于川军的矛盾,春涛失业了,到了重庆,那时的重庆已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同一时期我也放弃在川军中的职位来到重庆,准备奔赴延安,回到党的怀抱。春涛答应帮我联系,并愿护送我到延安。他也想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回来好参加抗日报效国家。但周恩来却指示春涛留下来,配合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因为春涛是国民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春涛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武)也建议我留下,由于工作的需要,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们就结合了。

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加强争取杨虎的工作,我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简单的结婚启事,就在杨虎家设了一桌简单的婚宴,这一婚宴也就成了一次有意义的统战活动。后来春涛还与杨虎结拜为兄弟,我也跟着叫杨虎为大哥。杨虎很器重春涛的才干,几乎是言听计从,在以后的岁月中,杨虎的各种关系,对我们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婚后,就以我们家为据点开展了活动,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先是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不公开的九人小组。成员有张澜、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杨虎、章伯钧。姚觉五等九人,又叫九人团,经常在我家开会,有时周恩来夫妇还来我家作客。后来九人小组规定每周一开例会,周恩来、董必武不一定每次都来,具体的联系与组织工作都由春涛来完成,大家也都明白,春涛的意见是传达了周公(即周恩来)的意见。这个九人小组在抗日战争前期,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参加这一小组的人,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有各自广泛的社会联系。到日本投降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蒋介石被迫召开了旧政协,这个小组被别的组织活动所代替,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1939年,周恩来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指示王炳南与春涛配合,共同组织了“东方文化协会’,以团结东方各民族各国共同抗日,由王炳南出面请于右任(国民政府政治院长)担任会长,由春涛出面请罩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担任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兼任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会址就设在我家,我家门口一直挂着一块“东方文化协会”的大字招牌,一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到南京时,这个机构才自行停止了。

协会的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台湾抗日组织、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各国的代表,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协会工作繁忙时期,工作人员就有20多人,后来缩减到四五人,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介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后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来找春涛,请他帮助了解当时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活动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一些动态。春涛给罗申送去不少情报。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亲自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为了牢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建立了“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其中春涛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携手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民主同志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在一次筹备会上,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已经故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罢休1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曾家岩50号开成立大会,到会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总部机关就设在我们家,我也被推选为中央5个常委之一。主要任务是建立与扩大爱国主统一战线。“民联”的分支机构包括全国各省直到海外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这时我们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联络,有一次川军的潘文华、刘文辉等也派人来联系,春涛说:“这些人不满意蒋介石,但对共产党又诸多疑虑,所以愿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起这方面的桥梁作用。”1948年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民联”就和“民革”合并了。

国民政府还都回南京后,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东下,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春涛是坐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由重庆飞往南京的。其他“民联”的人员则是坐冯玉祥的“民联”号江轮去的南京,交通员郭凤涛押送行李和各种文件随行。

四、并肩参加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走时指定吴克坚作为春涛的联系人。“民联”转人地下,活动中心也转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镇压民主人士,民主阵营人士纷纷转到香港。我和春涛也打算到香港。吴克坚转来“翔宇”(即周恩来)的电报要春涛留在上海,开展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策反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的作战。各地“民联”的策反工作也都通过春涛与共产党联系,具体的就是与吴克坚联系。

春涛与吴克坚经常碰头,有时共同召集一些会议研究工作。这时就形成了吴克坚、郭春涛、徐大可、秦德君的一个事实上的四人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徐大可负责与党内的交通,我则负责与党外的交通情报的传递。春涛全心全意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广泛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像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湘军的程潜、陈明仁,浙江省主席陈仪,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府委员邵力子,还有海军方面如重庆号、江阴要塞、吴淞要塞等,这些都是春涛通过“民联”或个人的各方面关系进行联系,如吴淞要塞是通过徐友擎,江阴要塞陶司令叛蒋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全国解放与新中国的成立。此外,还有如配合党组织准备发动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起义,准备进行的活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计划,对上海警察头子毛森的处死活动等等。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对劝诫敌人放弃顽抗则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的搜捕活动,如春涛从内线得知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女士的消息后,立即告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为此等等。国民党下令搜捕地下市长郭春涛(化名胡君健)的通缉令,悬赏美金20万元。

1949年5月14日,春涛与吴克坚等人正在寓所开会,命我去拿海军方面的材料。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离开所住的弄堂时我被捕了,为了及时通知尚在住所开会的春涛他们,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与国民党军警大吵大闹的办法,引起了群众围观,交通堵塞,从而惊动了春涛等人,使他们得以立即疏散隐藏起来。

在监狱中,我顽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受尽各种酷刑。由于我已生命垂危还没有口供,国民党企图延长我的生命以设法套取地下活动的情况,便将我送往提篮桥警察医院,解放军临近上海时,我被判处死刑,只是因大军进军神速,切断了警察医院与他们总部的联系,死刑未能执行。

五、我们双双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后,春涛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委员,这筹备委员也就是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协的委员,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正在这万众欢腾之际,不幸我却遭到冤屈。从上海来电诬陷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出卖组织,我被立即撤销了第一届政协筹委资格。最初我们还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涛勇敢地据理力争,要求多方查询事变的原因后,方可做结论。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涛和我并肩战斗多年,他坚决信任我的气节,相信我决不会有此事,他鼓励我回上海去把事实搞清楚。面对忠实的战友如此信赖,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澄清了事实,否决了诬告,恢复了我的清白,调查的事实表明我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正当进一步查问这横祸的来由时,突接上海统战部转来北京急电言春涛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天霹雳,我等不及作完结论即匆匆赶回北京,见春涛已气息奄奄病卧在北京医院。医生诊断春涛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术无效。

春涛的病早有端倪,时因开国之初,百废待举,春涛担任第一届政协的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由于春涛工作勤奋,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又强,周恩来总理特别欣赏和信任他,诸般事务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关的各种政令、政策、条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压在春涛肩上,他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由于任务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来,还看见他伏案疾书。那时春涛已有尿血的症状,我多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而往往是忙完这一阵,下一阵的任务又来了。我去上海之后,没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在心上,还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高烧才送往医院,诊出已是癌症晚期,虽经多方治疗,终已回天无术,于1950年6月30日3时,黯然长逝,舍我而去了。

春涛走了,他为新中国的奠基与创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在他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诚如周恩来总理拉着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他是累死的。”周总理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总理亲笔为他题写了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春涛:在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来怀念你。我们共同奋斗所建立的新中国,如今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你应该无憾了吧!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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