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刘敏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

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

《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

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

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

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

她们触电般地接触。

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

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的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

“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

“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

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

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冲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里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里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

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里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里,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里还像个男子汉呢?王安忆在这里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制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目前作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态。

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密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么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里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制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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