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

张默芸

以“小人物”自居的台湾女作家三毛,是深受台港、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早被台湾《每月书摘》译成十五国语言,畅销海内外。1983年5月,我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三毛作品逊,即一售而空;1986年应读者强烈要求,我在《三毛作品逊的基础上又增三毛新作,编了厚厚的《三毛作品逊,又被读者抢购一空。1991年1月4日,三毛自杀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读者悲痛之余,又纷纷来信来电话向我要《三毛作品逊,而我已经一无所有。三毛是怎样一个作家,她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受欢迎?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她的创作?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 1943年3月26日生于重庆,是律师陈嗣庆的娇女。她自幼酷爱文学。把读书当成“玩”。三岁时,就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着迷,一边猜一边向父母兄弟姐问字,就这样既弄懂了内容又认了字,就这样边猜边认字,学龄前“玩”了《木偶奇遇记》、《苦儿寻母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兄弟童话》等书。1948年,三毛随父母去台湾,当时她六岁,刚上小学,对太浅的语文课不感兴趣,却特别爱读《国语日报》、《东方少年人》、《学友》等报刊。有时还偷读鲁迅、冰心、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的“禁书”,对鲁迅的《风筝》感动得了不得。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红楼梦》、在中学里,也因沉迷于《水浒》、《今古传奇》、《复活》、《死魂灵》、《猎人日记》、《莎士比亚全集》等“闲书”而不能自拔。①以至初二第一次月考,她四门课不及格,数学更是常得零分。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因为怕留级,她决心暂不看闲书,跟每位老师都合作,凡课都听,凡书就背,甚至数学习题也一道道死背下来,她的数学考试竟一连得了六个满分,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就拿初二的刁题考她,她当然不会做。数学老师即用墨汁将她的两个眼睛画成两个零鸭蛋,并令她罚站和绕操场一周来羞辱她,严重地损伤了她的自尊心,回家后她饭也不吃,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大哭。第二天她痛苦地去上学,第三天去上学的时候,她站在校门口,感到一阵晕眩,数学老师阴沉的脸和手拿沾满浓浓墨汁的大毛笔在眼前晃来晃去,耳边轰响着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她双眼顿时变得异常沉重,不敢进校门。从那天起,她开始逃学,她不愿让父母知道,还是背着书包,每天按时离家,但是她去的不是学校,而是六犁公墓,静静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让这个世界上最使她感到安全的死人与自己做伴。从此,她把自己和外面的热闹世界分开,患了医学上所说的“自闭症”。这个数学老师就这样残暴地摧毁了三毛的自尊与自信,使她成了一个“轨外”的孩子。好在父母疼爱她,理解她,当他们了解真相后,即为她办了退学手续,自此,她“锁进都是书的墙壁……没年没月没儿童节”,甚至不与姐弟说话,不与全家人共餐,因为他们成绩优异,而自己无能,她曾因此自卑地割腕自杀,为父母所救。为了使女儿走出自闭症,父亲不仅亲自教她古典文学和英语,还请人教她学钢琴,学山水画,习花鸟。可是,她只对书感兴趣。直至她在姐姐二十岁的生日会上认识了画油画的陈涛,惊奇油画的“立体”,问明了陈涛的老师是顾福生,她也要拜顾福生为师学油画。就是这个顾福生,把她慢慢从自闭症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了解她的过去和性格,深知她没有绘画的天才就引导她走上文学之路。他借给她《笔汇》合订本,她读了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后,发现世界上寂寞的不止她一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顾福生的时候,她不再沉默,而是“说了又说,讲了父讲,问了又问,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都在那一霎那间有了曙光”。①三毛的处女作《惑》,也是顾福生交好友白先勇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署名是“陈平”,那是1962年12月的事。对三毛来说,白先勇是改变她生命的第二个人。这两个人帮助三毛由自卑走向自信,三毛永远感谢他们。以后又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异国之恋》、在《皇冠》发表《月河》等小说。又经过顾福生的介绍,三毛与当时刚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陈秀美(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陈若曦)成为好朋友,并在陈的劝说下给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写了封要求上学的信,三毛即被张先生接纳为选读生。她学过油画,又有文学天才,她本可选艺术系或中文系、她却选了哲学系,她希望哲学能为她解答人生的问题,但结果哲学的苍白教条“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她甚至想“自杀”。在文化学院,她曾与戏剧系的学兄舒凡热恋却又苦于不能结合,而受到感情上的重创。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感情上的失落,她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初识西班牙少年荷西。不久又转入德国歌德书院学德语,毕业后即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法律图书馆工作,但因不能忍爱“洋鬼子”的“不识相”,两年后即回台湾。在台湾文化学院、家专、政治干校教德语两年,与一德裔男子相恋,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猝死。她看到钉子钉闭棺材,那声音重重锤打她的心,她也不想再活,但自杀未遂,父母又救了她。为逃离举目皆伤心的场景,又以“人生苦短,不喜平淡”为理由,辞去教职,重新流浪,终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撒哈拉大沙漠,并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在这里,她和那位爱了她七年,等了六年的西班牙青年荷西结了婚。荷西从精神到物质都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就这样,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决心和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她终于爱上了这儿的人,爱上了她视为第二故乡的“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凭着这种热爱,也为回报父母的关怀和期望,她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个故事:《沙漠中的饭店》,紧接着,是《悬壶济世》、《娃娃新娘》……后来,她在台湾的父母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即《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以及她早期的作品集《雨季不再来》。荷西逝世之后,哀痛之余又奋起,除了回台湾文化学院中文系任教外,又出版了《万水千山走遍》、《送你一匹马》、《倾城》、《谈心》、《随想》、《我的宝贝》、《闹学记》,以及有声读物《三毛说书》、《流星雨》、《阅读大地》,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唱片专辑《回声》。此外,还有四本翻译作品:《娃娃看天下》(二套)、《兰屿之歌》、《刹那时光》、《清泉故事》。

三毛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品,是十七岁到二十二岁那段时间发表的小说散文,收集在《雨季不再来》中,代表作为《惑》、《异国之恋》、《雨季不再来》。正如她自己所说:“这本《雨季不再来》的小书,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与感受。它也许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于迷惘和伤感,但它的确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跟今日健康进取的三毛有很大不同的二毛”。1962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的《惑》,描写自己病中迷失在“珍妮画象”里的幻觉,纵情地表达失学、病痛下的煎迫和对生命的追求,全文缺乏委婉申述的含蓄,充满忧郁悲伤的色彩。小说《异国之恋》(又名《秋恋》)把一对在难耐的寂寞中偶然相遇、相恋又不得不匆匆别离的海外游子的复杂心理和缠绵情感写得生动真切。小说《雨季不再来顺u写一个女大学生跟男朋友闹别扭后,感情上的波动。作者在字里行间把那深情、那眷恋,那只能体会不可言传的心底的盼望,表现得那么细腻感人。三毛的老师、女作家、文化学院教授胡品清在看过她早期作品之后,说她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这是有道理的。

三毛中期的作品,是她离开台湾以后的大量小说散文。风格骤变,被人誉为“健康、豁达、洒脱不羁”,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从内容上说,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特别是学校生活的真实反映(《西风不识相》);有对同胞在国外不文明、不礼貌言行的痛心记叙而洒满作者爱国之情《亲不亲故乡人》。但作者付出最大心力笔耕的,则是撒哈拉大沙漠和大西洋中几个岛屿所独有的景色,特有的人和事,以及荷西逝世后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如《收魂记》、《沙漠观浴记》、《平沙漠漠夜带刀》、《逍遥七岛游》,写活了大沙漠和各岛的风俗民情美景。而对沙漠中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的叙写,更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如同写婚礼,《娃娃新娘》展现出沙漠的古朴风俗与复杂的仪式,突出了未成年新娘的痛苦与无奈”,而《结婚记》则显示了公证结婚的隆重与简洁,字里行问,却流露出新娘为只有一个“骆驼头骨”作结婚礼物和“走路去结婚”的幸福和自豪;一样写老人的生活,却能从不同的老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出发,捕捉人物行动中最独特、最典型的部分,展开充分的刻画,显示人物最本质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对青春长在、并力争使自己短促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的长者的赞颂(《这样的人生》),以及对被儿女妻于抛弃、被社会隔绝冷淡的孤苦老人的同情(《一个陌生人的死》)。又如都写夫妻生活,有对在共同命运中互相帮助支持的恩爱夫妻的情深意重的抒写,也有对重利薄情而剥夺了丈夫自由幸福的自私狭隘者的批判(《士为知己者死》)。更可贵者,作者为小人物作传(《巨人》),为普通一兵立碑(《沙巴军曹》)。而反映沙哈拉威人争取独立自由的血与火的斗争(《哭泣的骆驼》)和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哑奴》)更是她中期作品中的海底珍珠和沙漠玫瑰。前者让我们看到一幅富有时代特征的沙哈拉威人斗争生活的真实图画,看到殖民者怎样吞食、侵占弱小民族以及弱小者的反抗和牛争,后者则从哑奴“这一个”人物的遭遇,反映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奴隶命运的“一般”。丈夫荷西逝世后,三毛多写自己的生活、感情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安慰,如“我”对荷西的追忆、痛惜和怀念(《梦里花落知多少》),“我”对父母的感想和眷恋(《背影》),朋友、邻居对“我”的深情照顾和“我”的感激(《不飞的天使》),以及公婆的贪婪和冷酷无情(《似曾相识燕归来》),等等。这些作品主要以散文形式来叙写生离死别的悲哀和痛苦,文章也显得深沉、忧郁。但作者并没有因为这一巨大打击而日益消沉,而是“偏偏喜欢再一度投入生命,看看生的韧力有多么强大而深奥”,并再度回到加利那群岛白色的房于,顽强地生活下去。她并不孤独,因为荷西曾经生活在这里,因为荷西的朋友、邻居关怀着她,因此,她请求母亲信任她,“绝对不要以为我在受苦,个人的遭遇,命运的多舛都使人被迫成熟……再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我的这些挫折又算什么呢?”(《归》)这种热爱生活,探索人生的不怕挫折的精神,令人振奋,给人力量。这就使她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现实不满,也渴望到外流浪,用亲身的经历去体验人生奥秘的台湾青少年对她无限羡慕和由衷敬佩,以至许多学校,整班整班的学生都在预购她的新书。“三毛以极大的毅力和苦心,离乡背井,远到万里之外的荒漠中居家谋生,以血汗为代价,执著地换取特殊的生活经验”,把自己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凝结成艺术的花朵,敬献给读者,从而得到读者的这样热烈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是受之无愧的。可以说,三毛在荷西生前死后这一段时期的创作,即中期创作,是她创作的高峰期。“三毛热”这个文化现象,是随着反映她在撒哈拉的生活这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出现而出现的。

有人认为,三毛在这一时期,即撒哈拉创作时期的作品所以拥有广大读者,主要以内容取胜,它们只是她“特殊生活经验”的记录。“这种经过真实体验的题材之写作,在先决条件上已经成熟了,甚至连表现技巧的强弱,都已无法增减故乡人们去阅读她作品的高昂兴趣。”这种说法,从强调内容的重要性来说,当然是对的。但如因此而无视它的艺术魅力,那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她的作品,不仅内容新奇,而已有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善于把奇特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流浪生活,用娓娓长谈的方式来打动读者,是三毛中期创作的显著特点。这种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的溶“我”于作品中的讲故事的写法,使人感到格外亲切,自然,又能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而在构思故事时,作者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戏剧性”,而着力描绘生活的“本色”,不造作,不故弄玄虚,只是把真情实景形象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就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如散文《平沙漠漠夜带刀》,把一个想做世界第一个横渡撒哈拉沙漠的中国女人的兴奋、受到阻碍时的懊丧,初见沙漠人情风俗的惊奇、看到海市蜃楼的赞叹都写得那么逼真、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荒山之夜》既把被风吹积成弧形的沙丘,描绘成“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那么柔美,又揭示荷西几陷于死命的沙漠泥沼地的险恶可怕。至于“我”求救于吉普车而车上男人不但见死不救,反而陡起歹意,以及“我”的抗争,荷西的终于脱险,又使读者进一步认识“我”在沙漠中的冒险生涯。在《白手起家》里,更把“我”初见“梦里情人”(撒哈拉沙漠)时激动的心清,刚进陋室失望的神态,去买淡水、换煤气桶时所遇到的艰难,睡在水泥地上挨冻的感觉,都写得活灵活现。但是,“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经验总是可贵的事”,“要付出无比的毅力”,“使自己适应这儿的生活”。于是,“我”和爱人荷西用“棺材外板”自制各种家具,甚至“沙发”,用从垃圾堆里拾来的旧羊皮,改造成坐垫,更用荷西出卖劳力换来的血汗钱,买进了现代化用具: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视机和汽车。书架上,也排满了寄自台湾和西班牙、美国的杂志、书籍,结婚礼物“骆驼头骨”和无名艺术家制作的美丽石象以及天然的“沙漠玫瑰”被呈列在桌上,从总督府弄的红花绿叶,开放在房间的周围……当这个用毅力、智慧和汗水建成的“艺术宫殿”被荷兰一位建筑师发现的时候,他惊叹不已:“你们把美丽的罗马建成了!”他正是受西班牙政府的委托,来为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兴建住宅的,他终于找到“全沙漠最美丽的家”作样板而喜出望外,而这一切,却表明,生活中的强者,永远是那些迎难而上,用行动改造自己,同时改造环境的人。这个深刻的道理用生动的故事来表达,自然与空洞的说教不可同日而语。读者通过这篇小说,不仅认识了沙漠和沙漠生活,更认识了三毛这个人,这个作家。而所取得的这样感人的效果,正是通过“我手写我口”的方式,将“真情实景”艺术地再现在读者面前的结果。

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是三毛中期作品的又一特色。在她的人物画廊里,雕像林立,形神各异。不仅如此,她还特别对小人物或受苦难者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倾全部爱心以立传,并深情沤歌他们之间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如《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才十二岁的男孩,全心全意爱着并照顾着残废的父亲、病危的母亲,小小肩膀竟能挑起一家重担,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生火做饭、洗衣烫衣、种菜栽花、养鸡喂狗、扶父亲上床,给母亲擦身……总之,只要“妈妈喜欢”,他都去做,包括一些家庭主妇都不易做好的奶油蛋糕。而他却照常上学,并挤出时间做好作业。即使有人请他看电影,这在一般孩子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而他却“人在外面,心在家里,一分一秒地记挂着父亲母亲。”正是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安葬母亲之后,又决心为父亲在沙漠呆一辈子,因为“这里气候对爸爸腿好”。当“我正为他的孝心十分感动的时候,他却说明:他们并不是我亲生的父母。”这个八岁才从孤儿院领来的孩子对养父母无私而深挚的爱,是那样震撼“我”的心灵:“我喃喃地望着面前这个红头发的巨人,觉得自己突然渺小得好似一粒芥草”。在《这样的人生》中,作者通过对瑞典老人免费为地区打扫街道,七十四岁的艾力克自愿无偿地给邻居做零工,银行退休的老职工主动帮“我”种菜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把人性美、人情美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而老人音乐会的感人场面,更把他们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的主题也由此显得更为深刻:热爱生活并以自己的劳动而使别人活得更美好的人,岁月只能增添他的额上的皱纹,而他们的心却永远年轻。

从刻画人物的方法上看,三毛主要是采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独特个性,有时甚至只按生活中的原型去“复制”人物,表现出人物多方面矛盾统一的性格,写出人物性格内部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使人物形神兼备,从而揭示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颇不容易的。短篇小说《巴沙军曹》中那个因全营弟兄(包括他的亲弟弟)惨遭屠杀,而对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怀有深仇大恨的巴沙军曹,在驻守沙漠的十六年中,克制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职守,从不对沙哈拉威人采取复仇行动。而在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分撒哈拉紧张的日子里,他看见一群撒哈拉威孩子误拾一个装有地雷的盒子在玩,毅然去救孩子,自己却永远安睡在他又爱又恨的撒哈拉沙漠上。作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按生活原型“复制”的这位平凡而又高大的形象,像浮雕一样竖立在读者面前。中篇小说《哭泣的骆驼》人物众多,但我们只要读过一遍,就会对其中每一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当然不会忘记美丽得惊人、善良可亲,大方得令人敬佩、却死得那样凄惨的女主角沙伊达。而“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凶猛无比”、但却长得“英俊洒脱”、“王子似的抢眼”的游击队领袖巴西里,虽然在小说中只出现两次,但因为前有烘托,后有“我”的赞叹,也就令人瞩目。当然,他并不是理想中的神,而只是深深扎根在他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人。因此,他才会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的调解上,这就难免失败的命运。但他对自己祖国的爱是深沉的,还不知成败如何,就已考虑到“开放资源,教育国民”的建国大计了。他对七年来秘密相爱,但因忙于国家大事而极少相聚的妻子沙伊达的深情和眷恋,也是十分感人的。人们也许会指责他在关键时刻不和战友一起去阻击敌人(何况他是领袖),反而赶回与妻子相会的错误行动。但在这个并不成熟的游击队领袖心里,大祸当前先安排好妻与子的退路,使自己无后顾之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他太轻信他的“同志”和“朋友”,结果没有被敌人杀害或俘虏,反而死在内奸手里,这正是他的可悲可叹处。“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高尔基语)巴西里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正是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出人物多方面矛盾统一的性格,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还善于通过人物肖像的精细描摹,显示不同人物的身分与性格。如同是年轻女人,美丽温柔的沙伊达的外貌是:

灯光下,沙伊达的脸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诱人的吸引力,

她近乎象牙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

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

可击的塑像那么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

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室的光华。

——《哭泣的骆驼》

而尖刻阴冷的女老板英格的肖像描写,却是这样的:

英格很年轻,不会满三十岁,衣着却很老气,脸极瘦,颧骨极

高,鼻子尖尖的,嘴唇很薄,双眼是淡棕色,睫毛黄黄的,看见她,

使我想起莫底格尼亚画中长脸、长脖子,没画眼珠的女人,又很

像毕卡索立体画派时的三角脸情人,总是有个性的。不算难看,

透着卢、厉害,坐在她前面,总觉坐在冷气机前一样。

——《五月花》

作者还注意把艺术描绘的焦点对准人物性格最有特征性的部分,通过精选的细节描写,使人物成为光彩熠熠的“这一个”。如当哑奴被原主卖掉,被逼离开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儿子女时,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来突出他的痛苦、绝望,以及对妻儿的热烈的爱和对奴隶主强烈的恨。

为了使欠物形象更为鲜明丰满,三毛也着力于环境和风上人情,民间风俗的描写,这就使得她的作品时代气息鲜明,地方色彩浓烈。在《哭泣的骆驼》中,作者将游击队写在白墙上的红色标语如实搬进小说,以显示它的时代性。而其他作品中出现的辽阔的沙漠。深蓝的长空,成群结队的骆驼,星星点点的帐篷,向天空伸长着手臂的仙人掌,忽隐忽现的海市蜃楼,以及娃娃新娘的婚仪,沙漠浴室的奇景,丹纳芙丽的化装狂欢、拉歌美拉的口哨传音等等,简直是一幅幅诱人的非洲风景画和风俗画。但是,“我不爱‘景’,我‘爱’人”。所以她作品中的环境和景物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为着突出人物的性格,或烘托人物的心情,或推进情节的发展。《搭车客》中,作者用下面的景物描写来突出“我”外出游玩时清新的感觉和愉快的心情:

早晨的沙漠,像被水洗过似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

丝云彩,温柔的沙丘不断的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个时

候的沙地,总使我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的女人的胴体,好似还

带着轻微呼吸在起伏着,那么安详沉静而深厚……

在《沙巴军曹》里,当“我”听完沙漠军团全营惨遭杀害的血淋淋的故事后,沙漠美景就变成:

天已经暗下来了,风突然厉烈地吹拂过来,夹杂着呜呜的哭

声,柳子树摇摆着,帐篷的支柱也吱吱地叫起来。

《哭泣的骆驼》结尾处惨杀沙伊达场景的描写,更叫人毛骨悚然,欲哭无泪。这种把物景溶于心景的写法,使景物带上了感情的色彩,又使感情像景色一样的明朗,自然就增加了作品的感人魅力。

至于对比手法的妙用,几见于三毛的每篇作品。《似曾相识燕归来》,写“我”丧夫后回到马德里看望公婆,全文用小姑伊丝帖对“我”的关怀体贴,以及夫家整整一条街上的邻居对“我”“最真挚的情爱”来反衬出公婆、特别是婆婆的冷酷和贪婪:自己广有钱财产业,却忍心在儿媳痛不欲生的悲伤时刻,抢夺儿子遗留给媳妇赖以遮身的住房,甚至说出“你反正不要活的……”这样残忍的话,以此作为霸占房子的理由。在《巨人》中则以“我”的渺小突出小达尼埃的高大;《哑奴》里,更以奴隶主的富有、凶狠和阴险突现奴隶的贫穷善良和任人宰割的命运,等等。这种对比手法的纯熟运用,不仅把作品中的真美与假美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丰姿。

三毛中期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是浓郁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她的笔尖总是蘸满感情,并带着作为女作家特有的温柔亲切、委婉细腻。而她所以能那么自如地抒真情,发己见,也是与以“我手写我口”的写作方法有密切关系的。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我”都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或目睹者投入故事,这样,就便于借助“我”对人物和事件的真切感受,自然而直接地表露“我”的审美感情,并积极发挥“我”对于人物或事件的美学评价作用。如小说《哭泣的骆驼》中,对摩洛哥侵略者的憎恨,对沙哈拉威人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赞颂,对游击队领袖巴西里夫妇的敬爱与同情,都是通过作者的“感情用笔”来表现的。在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里,作者把“我”对丈夫荷西的追忆、眷恋和怀念写得那样情深意切,哀伤感人。谁能忘记那涌自心底的带泪的声音:“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就算你已成白骨,仍是春闺梦里相思又相思的亲人啊!”而在《背影》里,作者更把父母步行去看荷西墓地以及母亲买菜归来艰难独行的背影,作为抒情泉口,字字融注了父母对女婿的哀悼和对女儿的痛惜,句句饱含了女儿对父母的感恩和亲情。“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这种袒露真情实感的抒情,体现出一种真挚的美,常常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呜。即使是写游记,作者叙事绘景,也句句含情。如对各具特色的七个岛屿(《逍遥七岛游》)的精细描述,倾注了多少深情与热爱。而且,每当异国美景稍似祖国风光,那向往和眷恋之情,是那样自然而急切地凝聚于作者的笔端:“我更加温柔地注视着这片杏花春雨,在我们中国的江南,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

自然,思想和感情是抒情的基矗没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空泛的抒情也只会显得软弱无力。三毛作品中的抒情,凝聚着“我”对人物和事件的深思,体现着作家思想感情的深度和浓度。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借助“我”的抒情深化着作品的主题。如在《亲不亲,故乡人》中,作者对自台湾省出外考察的某些团体或外出旅行的某些同胞,因为在国外餐厅酗酒行令,对门房挥拳吵架、甚至在大街上随地小便等等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而引起外国人的轻蔑和鄙视,作了令人痛心的描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动着读者:“在台湾,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肩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在《西风不识相》中,作者谴责了洋鬼子的狂妄自大,以强国自居而任意欺辱中国留学生的卑劣行径,又进一步指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谦卑”等做人格律和外交原则,只能丧失人格、国格。揭示出要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就必须与不识相的洋鬼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深刻的主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三毛中期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语言形象生动、活泼通俗,幽默诙谐。如用“毒热的太阳像火山的岩浆一样流泻下来”来形容沙漠酷热的正午。同时写雨却从不同角度来描绘:通过触觉,写稀稀落落的雨“打在身上好似撒豆子似的重”;通过视觉,用“终于成了一道水帘,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来形容雨越下越大;通过听觉,把沙漠的雨写得那么恐怖:“雨滴重重地敲打在天棚上……”不仅如此,三毛还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选用适应作者的心情和引起读者思想情绪共鸣的语调语句,如形容隔壁女同学对异性的热情和对同性的冷漠:“冰岛来的女人,果然是冰冷的……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眼就讨厌了。”“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可是一见即化”。而《大胡子和我》的开头,更是诙谐成趣: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

少钱的丈夫?”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

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是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是我呢?”他很自然地问。

“那就只要吃得饱的钱就够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

就这几句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当然,事实上决不可能仅仅因为这几句对话就决定了她的终身大事。但这些幽默的对话,这个诙谐的语调,却把一对早已深深相爱而且即将结婚的青年人幸福的心情,开朗的性格、俏皮的神态表露得何等鲜活生动!

这种幽默的语言,诙谐的语调,在《玛黛拉游记》也比比皆是。如对“殡仪馆酒吧”戏滤的描写,“我”吃“玛黛拉乡村肉串”闹剧场面的描述,等等。但她的笔调也有非常严肃的时候。如《哭泣的骆驼》,开头结尾的语调是那样沉重,那么忧郁,简直字字都滴着血和泪。《不死鸟》、《背影》、《梦里花落知多少》、《离乡回乡》等篇,写的是荷西逝世以后的种种,随着感情的哀痛、忧伤,文章的语调也就变得凄婉、缠绵。此外,一些古典诗词的自然引用,也使作品生色不少: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

么滋味,才不枉来世上这么一遭啊!(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

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这

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白手起家》

当然,三毛中期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我认为,主要缺点是她的笔力有时候太宣扬自己了。如散文《温柔的夜》只是表现“我”对流浪汉的同情和资助;《搭车客》也是写“我”对沙漠行人的恩惠;《相逢何必曾相识》则详叙“我”如何善待日本小商人莫里等等。作者为什么要处处表现自己的仁慈和爱心?这当然与她写作家宗旨分不开的。三毛曾说:“我的文章是身教,不是言教。”(《两极对话——沈君和三毛》三毛信奉基督教,她认为宣扬仁慈、博爱、人道,是她的本份工作。固然,在人欲横流的西方社会里,作者能抛弃世俗的等级观念,给贫苦无助者以同情和资助,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如果能在作品中指出他们之所以贫困的社会原因,岂不比一般的乐善好施、普渡众生(能普渡吗?)更有积极意义?至于个别作品叙写鬼怪、巫术,则显得阴森,空泛而缥缈。从艺术技巧来说,三毛的中期作品虽不乏精心佳构,但也有平铺直叙而少跌宕摇曳之作。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作品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三毛的后期作品,指的是她离开撒哈拉以后的创作,大都是散文、小故事、书信及语录式的东西,也有剧本。比起撒哈拉式的“轰动”,这些作品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岂止内容平淡无奇,甚至有错误的,在艺术技巧上也逊色不少。这又一次证明,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且在艺术上必须精益求精,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

这一切首先反映在游记《万水平山走遍》这本书里,这是荷西逝世后三毛应《联合报》之邀写的游记,本想以异国风俗人情美景的描绘吸弓赎者,造成又一种“三毛热”,再一个“撒哈拉”,但毕竟是走马观花,而不是深入生活的创造,虽然也描摹了哥斯达尼加、巴拿马、秘鲁等国绮丽风光和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贫富不均,以及“强盗国家”哥伦比亚的可怕,但文字只浮在表面,深入不到读者心里。三毛是善于说故事的,倒是其中的《药师的孙女——前世》、《银湖之滨——今生》(厄瓜多尔纪行)两篇,写得比较生动。

在《送你一匹马》这本散文集中,三毛的母亲在《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序文中说:“三毛现在除了在文化大学文艺组教书,每月有三个固定的专栏要写,兴趣来时又要再写七八千字,然后每个月看完五十本书以上,剩下的时间,有排不完的讲演和访问,几乎每天都要到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她的日子很艰难。……她的时间,被太多外务分割了,常常吃不好,睡不好,而日子无尽止地过下去,不知哪一天忙碌才会停止,这个社会太爱她了,而我们实在受不了。”作为母亲,总是疼爱女儿的,如果她没有夸大,三毛的确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三毛热”还在热下去。从这本散文集看来,回忆性的文章最显得亲切自然,如《蓦然回首》写的是她拜顾福生为师学画并指导她走上文学道路的事,满纸感恩深情。《惊梦三十年》叙忆与白先勇的友谊以及对白先勇的敬重。写得感人的还有其中的《送你一匹马》,也是对琼瑶的感恩,日为在荷西死后三毛要自杀,琼瑶“缠”了她七个小时,一直缠到她答应不自杀为上。除了这,她当然也很欣赏琼瑶这个人和琼瑶创造的“琼瑶热”———小说和电影。所以她要《送你一匹马》“我画的,画一个琼瑶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它跑得又快又在耐性……”其余的篇章虽然也真实,但不是太过自我宣扬,如《野火烧不痉、《朝阳为谁》等等。比起撒哈拉时期写的散文来,逊色多了。至于语录式的《随想》,也是好坏不一,如“真正的爱情,绝对是天使的化身,一段孽缘,不过是魔鬼的玩笑”;但有些就未必正确,如“钱可以逼死英雄,钱可以买尽美女”;有的几近废话:“跟自己做朋友最是可靠,死缠烂打总是自己人”。《谈心》集不过是三毛与三毛迷的通信集,没有文采。《我的宝贝》述她收藏物的小故事,谈不上艺术性。《闹学记》则刻意追求戏剧作用,只让人感到造作。《倾城》一书多写童年回忆,是“挤出来”的故事,是为了迎合三毛迷对三毛的痴求。其中仅《倾城》一篇较为出色,它详述了一个西柏林苦读的女学生赴东德度假,与东德一英俊青年军官相遇相爱又不能爱的伤心故事,写得紧迫逼人。虽是散文,却似小说般地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波浪起伏。但是比起《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来,仍然逊色。她游大陆写的《敦煌记》,叙人鬼对话,更使读者觉得荒诞可笑。她很想超越自己,曾对人说她将来以陈氏家族人物故事为内容写长篇小说,若真能如此,因为是熟悉的题材,又能运用她熟悉的写小说的技巧,也许真能突破。可惜她放弃了熟悉的,却改写她并不熟悉的,犯了文学艺术上的“大忌”。历史题材剧本《滚滚红尘》的失败,实是自然的结果,而且好的内容才能写出好剧本,这是最起码的知识,最根本的条件,可是三毛却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时期中一个女作家沈女士和一个汉奸(章能才)深情相恋,至死不渝的故事。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明知章能才是汪精卫伪政府文化方面的官员,甚至他自己也对她说“我没有灵魂”,“最厉害的汉奸就是不杀人的”,他不直接杀人,却间接地杀害抗日志士,她却深爱他并与他同居。抗日战争胜利后,章能才怕被抓,四处逃跑躲藏,后来躲在一个寡妇容生嫂嫂家,女作家追来,发现章能才与容生嫂嫂的同居关系,对这个既是汉奸又对她感情不专的男人还是爱得要死。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逃难人多,船票又贵又难买,她利用发国难财暴富的余老板对她的痴情,说她愿跟他一起赴台,余老板即买了两张船票;给她一张,她却偷偷给了章能才,让章逃走,自己留下。可见甘愿为汉奸章能才作出任何牺牲。三毛在《人物介绍》栏里说她是“燃烧灵魂”的代表,指的就是“爱”的燃烧,一种为爱而爱,爱情至上的“燃烧”。

她的好友月风自称是“爱情动物”,与她不同的是,她爱得高尚。首先她抗日,曾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她本来很为她获得爱情欣慰,但一发现章能才的汉奸身分时,就愤然离去。她的男友小勇更是把抗日救国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青年,国民党政府赴台前夕,他又从延安回来做学生工作,月凤因为爱他,也跟他一块工作,结果双双被枪杀。三毛本来想用月凤对小勇的纯情来反衬女作家对章能才的倾心,说明女人都是“爱情动物”,却忘记了爱是有原则的。虽然竭力美化女作家对章能才的无私和爱,但汉奸就是汉奸,愈美化,愈令人恶心,愈显得丑恶,愈突出月凤对小勇的爱崇高而美丽。《滚滚红尘》放映以后,舆论界批评剧本美化汉奸,我认为是击中要害的。但三毛却说她只是在写情:“我就是要影片中的男男女女醉生梦死,爱来爱去,就这样滚滚红尘的来”,甚至说:“我最喜欢章能才,我很了解他”,这就缺乏了起码的是非感。

自杀为读者留下痛苦,也留下问号。是“《滚滚红尘》的失败使她自杀?不,《滚》的失败只是她自杀的导火线,其实她早就不想活了。她的一生,曾自杀过多次,为屈辱、为爱情,都被父母救活。她的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是撒哈拉时期,虽然物质上苦一点,过的却是爱和被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荷西的逝世带走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痛不欲生,父母抱住她,求她活下去,“再试着活一次”,她的好友琼瑶“磨缠”她七个小时,劝她不可自杀,甚至想起她在《万水千山走遍》一书中关于墨西哥城自杀神的描写,恳请她绝不自杀,三毛为报父母的养育大恩,为尽孝道,为谢友人,她试着再活一次,然而在内心深处,她总是极端痛苦的。虽然在学生面前,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甚至在与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刻,她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讲话声音甜甜的,然而她内心痛苦,私下里她只想独处,以便与荷西默默相对。即使在周末,她也不与父母相约的登山朋友们去神木群中旅行,却给姐姐、弟弟打电话,不许他们回父母家过周末,不接任何电话,只把无尽的思念和寂寞,一针一针缝进拆了又拆的旧衣裙里,而最大的享受,是“抬头望了一眼书桌上的放大照片,我的眼光爱抚地缠着照片里的人缱绻地笑了。……我只是静心地等待着,等待那七颗星再度升空的时候,你来渡了我去海上!”(《周末》)她等待着与荷西在天国里重逢的美好日子,然而母亲得癌症,父亲也八十一二高龄,她不忍也不敢再伤两位老人的心,何况她答应了朋友不自杀的,她重承诺,她只好仍然过着人前欢笑豪迈,人后悲苦凄凉的双重人格的日子,难怪她常对好友季季说:“好累!”作为作家,她当然很想超越自己,以再造一个撒哈拉时期的轰动,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那样的生活,就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她后期曾想用异国风俗人情的游记文章再引起轰动,因为只是蜻蜒点水的飘香而非生命的再现而失败,再后的教书生涯,讲演、座谈的记录则更平淡。她不甘寂寞,又恰逢导演严浩约她编剧,就利用住院的时间抱病写起《滚滚红尘》来。她写得那么认真,那样投入,甚至还画了布景插图,出院后还特意在自己家布景、给秦汉、林青霞说戏,她还兴致勃勃地几次到香港作宣传,她抱着必欲成功的希望。实际上,1990年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提名,《滚》获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十二项提名,可以说大获全胜。可是,当她盛装赴会,准备接受得奖荣誉时,八项获奖中有“最佳影片奖”,却偏偏没有“最佳编剧奖”。她当场落泪。青少年时代的遭遇,使三毛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在以往的日子里,她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常常求证于他人。创作《滚滚红尘》,是希望它能体现对自己的超越,催生出一个新的“撒哈拉魅力”,但是,结果呢?不仅没得奖,还受到报刊“草包编剧”、“外行编剧”的猛烈批评,她还能超越自我吗?身心俱疲的她深深怀疑了,自杀之念也因此萌生。十三岁时数学老师对她的体罚,使三毛感到世界缺乏爱,人生不安全,从而孤独“自闭”甚至自杀,是父母的爱和恩师的关怀使她走向世界,是撒哈拉的生活和荷西的海样深情使她成为作家并获得“撒哈拉魅力”,她的性格也变得开朗,甚至豪迈,但荷西的逝世使她失去一切,她只想追随荷西于地下,而父母、友人不许,于是她想在创作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以慰寂寥的心,让读者和观众的掌声来温暖孤独的灵魂,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当年数学老师对她羞辱的重演吗?所以,震撼之余,三毛在心理上又重回到了世界可怕、人生不安全的阴影中,还是回到荷西身边,让荷西来保护自己,才最安全。于是,她无言地告别了那样疼爱她,父母亲友,告别了她的读者,走上了别人看来是自毁,在她自己看来却是幸福归途之路。

安息吧!“中国的作者”三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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