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真

李杨扬

刘真在我国当代女作家群中,是极早亮起的一颗明星。近四十余年的风云变幻,她始终是读者心中重要的作家。五十年代,她的《好大娘》、《春大姐》引起人们的瞩目,六十年代她用《长长的流水》打动人心;那感人肺腑的《英雄的乐章》被打成修正主义文学典型,因而更增加了她的知名度;七十年代,中国大地刚刚解冻,她便创作出一批抒情散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小说《黑旗》,又一次震撼文坛。

她受过赞扬,赞扬她的文章有数十篇;遭过鞭打,鞭打她的文章也有十数篇。但她没有停下手中之笔,不仅写小说,也写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评论。只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沉默,那就是文化浩劫的十年,她不能写,也不愿写。

《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带着枷锁被囚禁在文化大革命的黑夜里,而刘真,却在历史的企盼中描绘着一个黎明……

1977年11月,《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知耕鸟》。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告诉我:刘真还活着。她在说:“知道耕种的鸟啊!我好像久别世界,气死了好几年,刚刚又活了。”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消息!

不久,她的旧作又重见光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长长的流水》和《三座峰的骆驼》,《河北文学》重新刊登六十年代初受过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她的新作散文们《山刺玫》、《寻找》、《渤海波涛》、《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的故事》、《海边随想》、《再生的生命》等,短篇小说《黑旗》、《余音》、《她好像明白一点点》、《姑姑鸟》……从她的心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读着这些作品,唤起我多年前的记忆,那时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今天又出现了。

先看看那些美丽的散文。在又有拿起笔写文章的权利的时候,刘真首先用它替人民表达郁积多年的爱和恨,而这爱和恨大部分是通过回忆来表现的。在《寻找》里,作者来到昔日的战场,望着昂首向上的顶峰,仿佛它在对白云说:“要看战场吗?只剩下了一句话:那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刘真在五六十年代,曾用不少笔墨写过去,为的是“永远不会忘”;她新的散文,又是一篇篇地写“过去”,但“永远不会忘”却有了新意。这新意的开拓,是十多年血的遭遇换来的。许多篇章,把革命战争中美好的人与事与“四人帮”时期阴暗丑陋的东西,对照而写,发人深剩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里,写了十来个小故事,读上两三句就催人泪下。她写彭总在战争年月“一有一点空,你就走家串户,没有哪一家的门坎,是你不迈的。你站在产妇的公婆面前,说呀说,说不要让初生婴儿的妈妈只喝米汤……砖壁村的父老,说你是细心的人,谁也亲近你。他们村里两口子打架,也撕扯着说:‘走!找彭老总评理去’……敌人来进攻,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多么危险,你呀,副总司令,只要有一个百姓没撤走,你和你的战斗员是不许撤退的……”在刘真的笔下,无产阶级领袖没有救世主气味,而是地地道道的有血有肉的人民中的一员。可是时间倒流了,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第十七个年头,党和政、军与民、干与群的关系统统颠倒了,彭总成了专政对象,被扔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刘真写道:“你忙、你土,你没有留过头发,人家揪住你的耳朵……你被拳打脚踢,打倒,拉起来,又打。你鼻口流血,我们不能替你擦一把……”这些扎人心肺的描写,激起读者感情的波澜是怎么也平复不下去的。最后刘真喊出:“闪电,暴雨,谷里的流水,向东,向北,这是砖壁人民的眼泪,要把你的骨灰冲起来,漂到八宝山去。对于战士和人民,这是多么可怜的安慰。不,敬爱的首长!我们的每一颗心,都是你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在这里,刘真用强烈鲜明的对比,用按捺不住的呐喊,表达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刘真近期一些散文中,不仅能看到以往那种朴素真切、感情浓烈、语言幽默活泼的艺术风格,还看到了这一风格的发展。她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情感,一旦机会到了,便一齐涌上笔端,把人们要说、要唱、要骂的,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来。仿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左顾右盼,怕这怕那。她的思考又是通过形象表达,不矫揉造作,没有人为的痕迹,大胆泼辣,朴实自然。《知耕鸟》中的第一句“一只鸟儿有什么可说?因为碰上过。”一句话,立即抓住读者:这样坦白的意念,到底为什么呢?人们不禁往下看。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一开头便是“笔呀,不是笔吗?望着你,泪水糊住了眼睛。稿纸在等,一片洁白,却等来了孩子般的哭声。”这是作者动笔时再真实不过的情感流露。第七段:“父老们警告我,要写,你就写真的,不写就罢,不能把彭老总做的好事,胡扯到别人身上去。谁有什么功劳,我们一清二楚”。这几句来自人民的语言,像金子一样闪光。刘真通过她运用自如的笔,把感情的热流,全部渗透到散文之中,传给我们。

刘真新时期的散文,常常流露出诗情诗意,迸发出诗一般美丽的语句。《寻找》有一段:“姐妹河,亲爱的朋友!不要只管向前奔流不回头,请回头,站起来。背对背地站起来!像两面镜子,那一面,照照丑恶无比的‘四人帮’,这一面,照照我们无产阶级的老英雄。尽管一看‘四人帮’那狰狞丑恶的嘴脸,恨得我全身发抖,为了痛打这一伙落下水的恶狗,必须呀,必须把他们看清楚。”如果把这段一句一句地排列起来,不就是诗吗?句子短,节奏强,押韵,用丰富的想象,让河水站起来,变成两面镜子,让爱憎在镜中表现。刘真的散文又很像小说,文中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甚至带细节描写。有些散文里,对周总理、朱总、彭总、左权等革命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写得栩栩如生。在《寻找》中有一场动人的戏,“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县长说‘欢迎朱总司令给咱们讲话。’在哗哗的掌声中,农民睁大了眼睛,一心要看看总司令。老同志健步走上台,讲话了。台下那位老大爷,惊奇得差一点跳起来:‘哎呀呀!这不是帮我推碾子的,当兵的老汉吗?他就是总司令?……”短短一段,总司令与老百姓的关系逼真地表现出来,总司令的形象也扎根在读者心中。

生动的故事、鲜明的形象以及作者直接站出来痛快地抒发感情,三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诗句的迸发和人物对话中的口语融和得那么自然,使刘真散文富有巨大的魅力,这是她艺术气质的突出表现,也一定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特征。

透过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刘真,也看到今天的刘真,沿着她艺术的脚印,我还要继续寻找。

刘真善写散文,更善写小说。在她众多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类这样的作品,即饱含着对新社会强烈的爱,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早在五十年代她就写过一篇,名叫《在我们村子里》,对农村中官僚主义作过深刻的反映。但她这方面的思考与才能,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没能得以表现,恐怕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真的才能和思考得以施展,她在1979年10月号的《鸭绿江》上发表散文《死水》,其中有一段:“眼睁睁地看着党的工作受损失,看见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干什么?倒不如死了好,少一个吃饭的,还能给人民减轻负担。活着,只顾自己,那不是变成寄生虫了吗?我越想越痛苦,就像我的灵魂上了绞刑架一样,我拼命挣扎着。”基于这种思想,她在一两年内,发愤写下几个短篇小说,篇篇份量都很重。这些小说不仅深刻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祸患,而且向历史的深度开掘,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真相亮给人们,把一个又一个在新中国风风雨雨里产生的正反面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她所熟悉的农村和农民。《黑旗》(载1979年《上海文学》三月号)是在当时文坛上这类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篇,也是刘真的这类作品里的代表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混战,险些把中华民族彻底毁掉。这种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避免不了的一场空前的悲剧,是有它的序幕的。当我们从黑暗中挣扎出来,见到阳光的时候,严肃地找出十年动乱的历史原因,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弊病,是有良心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刘真发表《黑旗》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黑旗》是从一个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与社会心理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写起。那段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黑旗》以前,还很少有作家作认真的反映。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有过痛苦的创伤。农村大跃进起来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折腾起每一个人来快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啥叫共产主义,英美是什么样子,就你争我抢,狂热地表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虚报成绩,说大话,榨干农民血汗讨好上级,瞎指挥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实实说真话,为人民群众着想顶上级的人被逼疯,被革职劳改,再经过文化革命中残酷的你争我斗,农民沦落到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境地。

小说中的人物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分、经历、品质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县委米书记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骨子里却是个专横片面的封建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吹牛拍马在他那里吃得开。1958年全县的恐怖气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斗挨坏人的打,才清醒过来。这种人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高位,他们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矗罗萍从小当八路,后来当干部,是个老右倾,从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后退。人家吹牛的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涨,她关心农民半句假话也没有。为了农民的利益,她遭到众人的辩论也不屈服。上级给他们扣上黑旗,她把它当成布料,给穷孩子做成裤子和小帽。天大的压力顶在头上,她不畏惧。罗萍是一个真正与农民群众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形象。中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好干部和人民一道顽强地抵制黑风恶浪,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后复苏过来。老实热情的公社书记丁尽忠,对待事业像闺女描花绣朵一样认真仔细。他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被逼疯逼傻。刘大伯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公社,他无职无权,但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邪恶势力。在愚弄人的环境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为真理牺牲是烈士,现在说出点真理儿,就像个反革命。”刘大伯这样一个硬汉,经过历史的变迁,落到讨饭的境地。刘大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勤劳朴实,直言不讳,敢做敢当。他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

刘真饱含着对农民大众深厚的感情写成这篇小说。她曾说,我想说的话,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说,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过《黑旗》总算说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气。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尽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们在罗萍、李大伯、小冯等人身上又时时会感觉到作者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和同情,而是刘真似乎就分身在这些人身上,却又不妨碍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真正同他们共命运的人才能做到。对于米书记、刘大炮,甚至很少出现的人物,刘真都不是为他们画出一张张脸谱,推出一个个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刘真的新小说,发挥了她以往的艺术特长,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严肃描写中,仍然透出劳动人民那种健康的诙谐、幽默、泼辣的情趣。

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樱

太平庄离县城三十里,对天外的事情刘真渴望了解。她常常跑到运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队队白帆给她带来过许多美丽的没有眉目的幻想。纤夫们在逆风中艰难地迈着步子,腰身几乎弯到沙滩,他们喊出的沉重悲凉的号子,不也是刘真幼时接触的文学艺术么!

1937年“七·七”事变,土匪拉伙抢夺,难民逃荒要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村里的年轻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团,有的当了土匪,而刘真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一年以后,当游击队指导员的二哥回来了,他带领群众支援抗战,为了照顾贫苦农民,他们把缴纳公粮的任务摊派到地主、富农和上中农身上。刘真的父母带头交了公粮。地主富农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勾结日寇伪军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屋,逼得刘真全家老小四处流浪。

生活的变迁,使八岁的刘真突然长大了。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刘真和她最小的侄女被敌人抓住,凶残的伪军挥起皮鞭,刘真抱住四岁的侄女,用身子挡住她。鞭子打落了刘真的头发,脸上流着血,她一声不哭,就像挨打的是块木头。但仇恨的火焰却在胸中燃烧,她心里数着敌人的罪恶:一下、两下……一共十八下。她俩煎熬了一天,枪一响,敌人滚蛋了。两个女孩儿饥饿难忍,踩着一尺厚的大雪寻找亲人。在一个讨饭的男孩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死里逃生的母亲。

从此,刘真小小的年纪懂得了爱和恨。

后来,党组织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母亲和嫂子加入了共产党,刘真上了小学。妈妈看着女儿的书本,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

“你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交通员、通信员、宣传员,一个个小八路,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活生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这和你自己的生活一定很有关系!”

“是的,其中许多人物简直就是我自己埃”刘真直率地告诉我。

1939年,九岁的刘真和两个比她大一点的侄女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大同志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刘清莲。穿起银灰色军装,戴着闪着红星的军帽,小姑娘正式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战士们像兄长一样体贴她们。夜晚行军,小姑娘一面走一面睡,常常是队伍拐了弯,一头碰在大树上才醒来。大同志怕她们掉进水井,用绳子拴住她们的腰,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胸膛上。到一处宿营,队长和指导员给她们铺上暖和的草窝,自己睡在冰凉的炕上。一有紧急情况,先给她们捆背包,系扣子,打绑腿。在大同志的督促下,刘真从未间断过文化学习,每天必须认识五个字,就是行军作战,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写写划划。

1941年,刘真加入了朱德青年团。第二年部队精兵简政,她被送到地方上,剃去头发,当了小交通员。这时,十三岁的刘真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两年,华北平原极其艰难,大旱灾加上大“扫荡”,一片恐怖。敌人到处设炮楼挖封锁沟,大人跑联络很不方便,任务就由小交通员承担了。刘真夜间带路,把各处来的同志送往延安、太行山,完成了任务,常常是不管白天黑夜,卧地而睡。碰上敌人,她能编造许多故事,蒙骗过关。南来北往的行人哪里知道,这个衣衫褴楼的娃娃是个女孩,而且还是个身负重任的交通员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真和她的侄女被捕了。伪县长威胁大人说:“不投降就杀掉孩子”。刘真的哥哥回信斩钉截铁:“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孩子我们不要了。”她母亲四十岁才生下刘真,小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但这时她没掉一滴泪,只是说:“对待敌人,只能这样!”后来,游击队捉住伪县长的家属,才把被捕的同志和孩子换了回来。

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刘真去太行山学习。听到消息,她觉都睡不着了。两年来,她不知送走了多少同志,每一次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的去路,那日落时的云彩,在她看来就是美丽的太行山啊,这一次轮到自己了,整夜地快步飞走,哪里还知道累。过了京汉路,头一次望见山,她爬上房顶不下来,惊喜地叫着:“我真的看到山了,像白云似的远山啊!”

来到太行山的涉县,上级通知她入抗日小学读书,她哪里懂得文化学习的重要,见大人都参加整风,也闹着跟了去。十个月的整风学习后,她还是被送去读书了。在太行联中豫北分校,学习了语文、政治、历史和数学。半年后,她被调回到“平原剧社”当演员,参加了《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不少节目的演出。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刘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接着,她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打开古城邯郸时,小战士刘真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第一次见到电灯、电影、剧院,她嚷起来:“噢,世界原来这么大?”。她坐在一栋大楼上对着扩音器,把新华日报刊登的各地胜利的消息广播给全体军民。作战科长说:“我还以为是咱们电台的广播呢,闹了半天是你呀。”刘真美滋滋的,心想,电的能耐可真大,我一个人说话,全城都听到了。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刘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转运战俘,护理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部队来到河南,文工团在这个久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宣传政策,刘真常常担当演讲员。他们还演出《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在《白毛女》中,刘真扮演贫农姑娘喜儿。团员人手少,需要多面手。刘真不但能唱歌会演戏,还学拉胡琴,在乐队里充当一名“乐师”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当年红四军(第二野战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大别山。一别十九年,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刘真亲眼见到,一位十三岁出来当红军的卫生部长,家园已成废墟,他费尽力气,才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老母亲。十九年来,这位革命的母亲,铺盖野草树叶,依靠山林里的小毛栗子和儿子定能打日来的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老人见到儿子泣不成声,但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管我。彻底打败敌人,再回来和他们算血债!”刘真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悲壮的场面,生活感染了她,教育了她,使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淮海战役后,打开了武汉,刘真随同部队进入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楼下,到处睡着讨饭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产的农民。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站在黑暗的墙角,被人喊作“野鸡”。汉口有个娱乐场叫“民众乐园”,里边五花八门,艺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有一次刘真和同伴来到这里,在挂着“怪人团”的牌子前停住了,她们好奇地走进屋。这是一间肮脏的小屋,炕上十来个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状,有的头大身小,有的脑顶尖下巴大。每进一批观众,手执皮鞭的大汉就抽打这群怪人,逼他们笑、爬、跑。刘真目不忍睹,哭着跑了出来。她的感情像烈火炙伤了一样痛苦。大城市武汉,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传递文件的小交通员,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小荣,普通农民的女儿,也是个小联络员。这一对孩子既勇敢机智、乐观顽强,又天真纯洁、活泼可爱。在《核桃的秘密》里,作者索性给主人公起名叫刘贞儿,写这个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军干部学校里学习。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涩的黄水从嘴里流出,难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妈妈,听说是八路军学校里的一个小干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别人责备,还特别带来四个熟了的核桃给她。这位老大娘相信共产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八路军。《弟弟》写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子,向往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最后光荣牺牲。《英雄的乐章》着力描写的是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张玉克,他和“我”—一清莲,从童年起就结成了朋友,在战争中,他们多次分别又会见,走过了少年、青年时代,结成深深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张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献出自己的生命。《长长的流水》通过小刘的回忆,讲述了“红小鬼”小刘与李大姐之间动人的革命情谊。倔强、调皮、有点自高自大的小刘,因为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欢学习,在李大姐严厉亲切,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以太行山区革命军民斗争为生活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带着明显的自传痕迹的作品,是刘真前期生活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从宁死不屈的小赵,勇敢机智的小荣,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伙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领导不正是作者成长过程中,保护过她、哺育过她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么?军民的鱼水情,战友的同志爱,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阶级敌人的残暴无耻,在刘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

太行山不但养育了刘真,而且浇灌了她的作品。

1941年,刘真刚会写字读书,就开始写日记,以后从未间断。1948年,写了两篇文艺通讯,一篇写的是野战部队通过黄泛区碰到五六里方圆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泞地。刘伯承司令员已经跋涉过去了,可是二百辆拉着炮弹、子弹的马车,过不去了。刘司令员带头返回北岸,把弹药扛在肩上,大家齐心合力艰难地通过了牲口过不了的泥泞地带。这篇文章就叫《二百辆军械车》。另一篇描写大别山人民救护伤员的动人事迹。这两篇处女作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文献上,这以后,为了配合斗争,刘真还写过一些小剧本。

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61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逊(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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