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抒玉

阎纯德

文学是迷人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不同的人执著地

去追求呢?文学也是艰辛的,不然,又为什么坚持下来而有成就

的人毕竟是少数呢?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河都可以用数字来

表示,唯有文学的高峰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是最能体现人类独特

性和创造性才能的领域。

如此精彩的话出自谁之口?贺抒玉。谁为贺抒玉?——陕西女作家!

西北的女作家屈指可数,而贺抒玉仿佛是中国西北的彩虹。这彩虹,不是偶然的天象,而是日月运行、时代前进的表现。

解放后四十多年,整整十年她没有创作。在那昏暗的日子里,1970年,她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当社员。灾难摧残着人,也考验着人。她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做诚实的作家,这是她的信条,否则宁可沉默。直到共和国第二次解放,她才再次获得创作的生命,作品的题材、内容、精神,也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开拓,艺术风格有了发展,臻于成熟。如果说,“文化革命”前她是默默无闻的,而“四人帮”覆灭后,却是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活跃的女作家。

贺抒玉学习创作始于四十年代,但她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她说过:“文学的道路对于我是艰苦的,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过程是漫长的。”几乎所有作家的“道路”都不尽相同,而这“道路”又几乎决定着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成就的大校这条道路是作家自己走的,但是由社会铺筑的,是社会驱赶着作家走不同的路,贺抒玉走的是自己的路……

陕北本是苦地方,

十年就有九年荒。

——陕北民谣

在中国历史上,陕北是屡屡发生农民起义的圣地。

狂风常年卷着塞外的滚滚黄沙,呼啸着,无情地袭击塞北的黄土高原。灾害连年,加之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得那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8年12月21日,贺抒玉(原名贺鸿钧)就诞生在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举起“闯王”旗的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内一户富有的书香之家。

她出生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在陕北大地播下火种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到五岁,她就和长她一岁的姐姐上了学。家里虽富,但她的穿戴并不好。一件空筒棉袄是不能抵御塞外劲风的。她回忆说:“刺骨的北风,飕飕溜进袖筒,钻进脖领,窜遍全身,冻得我时常缩着脖子,筒起双手……”所以,冬天就成了她最痛恨的季节。寒风冻木了她的手脚,有时忍不住在课堂上就哭了起来。小小的年龄还不知道用功,也不懂得羞愧,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她左耳进,右耳出。只有踢毽子、跳绳儿、捉迷藏,才能使她忘掉回家。“我考试背榜,小学降过级,回到家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嘲笑我:‘丑妹子,一脊梁背那么多人,重不重?”’她回忆说。但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发现书里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时,儿童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也便像能源一样,开始发出光和热来,四年级期中考试,她从榜上最后一名,一下子名列第一,还得到学校的奖励。

人,来到世上就如一张白纸,它需要社会不断在上面涂写各种文字。儿童时期的贺抒玉,最爱听哥哥姐姐讲故事、猜谜语、破字谜。尤其哥哥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使得她如痴如迷。她家藏书不少,这为她寻找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方便。她在《我的路》中说:“……自从和书交上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早上起来,静坐在紧挨着窗户的炕上读书。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挨着往下看。我终于懂得,故事和书本,是最能启开儿时幻想的钥匙。”

是的,贺抒玉儿童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就是从爱读书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清晨起来读书的情景,对她很有影响。每逢过年,大门上贴了鲜红的对联,挂上了红灯,那气氛使她对春节充满了向往。“在那缺少文化生活的小城里,过年的鞭炮声、秧歌、酒曲、唢呐以及灯笼、对联和年画”,都是她儿童时代最大的精神享受。她回忆说:“我家大门口年年贴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女同学,在盘龙山下校门口,依着栏杆畅谈自己的未来。有的说,将来要成为丁玲式的作家;有的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当郭沫若;有的说,决心要做新中国的鲁迅……”也许,天真的姑娘们的口气太大了,但她们是真正的刚刚解放了的新女性,这些话是她们心境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她多次讲,感谢米脂中学的许多老师的教育、培养,特别是语文老师,第一次启发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并把她推向文学的王国,去做文学的梦。

那段生活,她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第一篇得到老师赞赏的作文是描写她第一次参加新式婚礼的欢乐情景和感想。另一篇是《我的奶妈》,写奶妈的善良和勤劳。贺抒玉降生后没有奶吃,于是她从小吮吸着奶妈的乳汁长大;视奶妈为亲生母亲,是她永不变的感情。《我的奶妈》被校刊登载后,老师更是经常热情地鼓励她走文学的路。她在《我的路》里说:“在老师的启示下,做文学的梦,就像插在少年心灵上一双缚丽的翅膀,载着大胆的幻想,去天空和大海邀游,用不着考虑达到彼岸的路途有多么遥远,因为,正是那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向往,才激发出我对未来的渴望。”

人的成长和环境有关,谁也不能不受它的制约。

奶妈,在贺抒玉的生涯里是一个重要人物。奶妈给她的不仅是乳汁,更多的是善良、淳朴、勤劳——中国农民的高尚品质。贺抒玉那篇《我的奶妈》已经丢失,而奶妈的形象却时刻都活跃在她的心里。

奶妈家住在姬家姬半山腰一间经常剥落泥土的窑洞里。宽宽的无定河,流着穷人的眼泪,日夜哭诉着。奶妈家穷得一点土地都没有,丈夫给地主扛长工,有时到山里开荒,一家人受着生活的熬煎,过着极不顺心的日子。他们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糠炒面。可是一点点枣炒面,或从人家树下拣来的落蒂果子,都留给小抒玉。这颗伟大的慈母心,在贺抒玉的记忆和思想里,永远像宇宙中的恒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为她的生命播下同情和爱。贺抒五上学以后,每逢暑假,她便乘木船跨过暴涨的河水看望奶妈;寒假,她又踏过厚厚的冰床看望奶妈……她从没有忘记奶妈!那时,贺抒玉虽是小小的年纪,却知道为奶妈一家的不幸而不平,像懂事的大孩子,时常背着奶妈独自抹泪,甚至羡慕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能够杀富济贫。奶妈,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以其善良抚育了她,塑造了她的同情心,培植了她对劳动人民深挚的爱。走上革命后,她一想起奶妈,便想起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那种捐躯祖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以后的创作,也有奶妈给她的营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中,不少人是从参加宣传工作、当演员开始起步的,贺抒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1944年高中一年级,她俩一块调入刚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当演员。那时剧团所演的节目,除了历史剧、“鲁艺”创作的剧目之外,还配合形势靠自己现编现演各种秧歌剧,上山下乡,经常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贺抒玉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还兼管服装和道具。虽然她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却算个知识分子,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不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里培养、锻炼他们。她说:“我除了演戏和拉琴之外,主要工作便是和同学们一块写剧本。我们晚上演完戏,一回到住处,几个同志坐在炕上,便讨论起剧本来。小小的炕桌上,放着一盏麻油灯,把我们的身影和脑袋投射到圆形的窑顶上。尽管更深夜静,但我们年轻的肌体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们把一天当两天从,心里倒挺快活。因为我们要从群众里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抗属、基层干部、增产节约的模范、保卫边区的民兵等有意义的题材,一个个加工成小秧歌剧……”(1983年《飞天》第·8期《迷人而艰辛的事业》)“我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社会调查,发现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当时剧团里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鲁艺”的岳瑟是组长,贺抒玉为组员。在调查和写剧本的过程中,岳瑟介绍她读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还教她背诵唐诗和宋词。那时,她和姐姐编写了小歌剧《喂鸡》,演出时姐姐演二媳妇,她演三媳妇,演出效果很好。她曾在子洲县周家圪崂深入生活,同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拉家常,教她们文化。根据那里的生活,和创作组创作了歌剧《上冬学》,解放初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的干姐妹》,实际上也是她那段生活的实录。贺抒玉说,干姐妹比许还要真挚的友谊永远激动着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爱和理想的家乡人民,他们心里的诗情画意、能歌善舞代代相传的习俗,他们的真诚与纯洁,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里,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对农民、对家乡爱的源泉、写作的源头。

他们自编自演的小戏,在各地受到欢迎,得到好评。1946年,周扬曾到绥德,看了《喂鸡》等剧目,还在剧团里讲了话,热情地鼓励大家。由于他的推荐,不久,《喂鸡》便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战争岁月考验着每一个人。她作为一名小战士,随军转战,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爬山过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一连几天不睡觉的生活是难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行军休息时,她躺在山沟的土坡上,“枕着背包,望着一线蓝天,什么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那时节,个人的兴趣爱好早已被挤到不显眼的角落,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于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学梦,变成了艰苦的实际工作,但在胜利的向往里,依然奔腾着奇妙的浪花,闪耀着色彩,文学的种子却在生活里慢慢地承受着大地母亲爱的体温。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凡演出有较好影响的,后来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还演出了他们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后,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战争,已经变为记忆,化为生活的诗情。

1948年,延安光复。贺抒玉随文工团调往延安,文工团被更名为西北文工团,她在创作组。不久,她作为女班的班长,跟随前总挺进新的解放区,进了城。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现。没有广阔的视野,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小说的。对工人,她不熟悉,对工矿企业不了解,于是她数次深入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1952年,秋风初起时,她从西安出发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当时没有火车,她同浩荡的车队行进,一点不感到荒凉和寂寞,更没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心清。

祁连山下,灯火闪烁,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她兴奋、迷惑。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闯入了这个陌生而神奇的环境。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去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戈壁滩无边无际,一望千里,令人胸广心宽;那美丽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钻塔,使人产生无限豪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年轻,懂得太少,时刻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和工人一块生活,向他们学习。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里,她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钻杆、拿工具、看报表,有时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斗争中,她也是一位战士。后来,她曾以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铁人王进喜为模特,写过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没有成功。她回忆说,那时“我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不了解他,就像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书,就是粮食。战争年代,贺抒玉主要读了几本苏联小说《毁灭》。《士敏土》、《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读其他的书,一是没有,二是没有机会;1953年秋,她有幸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了近两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第一次进北京的贺抒玉看到偌大的世界,那颐和园、故宫、天坛、万里长城——人类历史的灿烂明珠,强烈地吸引着她,激动着她,使她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她兴奋地说:“那是令人向往的难忘的日子。我像饥饿的孩子,贪婪地读了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面对人类知识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贫穷。”她深怕荒废了那段难得的宝贵时光,除了必要的参观和游览,她的脚步很少踏进行人拥挤的大街和商店,几乎整日都陶醉在读书的乐趣之中。

1955年,春风伴她回到古城西安,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筹办《延河》文学月刊的工作,从此做了编辑,从小说组长、编委直到副主编,一干就是几十年,但编辑工作使她进一步接近了文学。她多次说:“编辑工作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每天,从许许多多的来稿中,不仅间接呼吸到了生活中的新鲜气息,而且认识了很多新的作者。”有的作者严肃认真,坚持不懈,有的出手不凡,才华横溢。每当她在初稿中发现新人或读到女作者的作品时,总是激动不已。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编辑,其品德和责任感,使她在培养作者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1977年后,陕北涌现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延河》编辑部,在造就这些作家中是有成绩的,而这其中,也有贺抒玉的汗水。

“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的突破和提高,我常常羡慕他们。”贺抒玉还说,在“读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是自己熟悉的题材,便禁不住引起许多联想,按捺不住地也拿起笔来。”许多业余作者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写作的,对此,她怀有极大的敬意,甚至视他们为自己的老师。

她迷恋文学,在创作上有欢乐,也有苦恼。

她在《我的路》里说:“热心的读者和周围的朋友们的鼓励,的北地区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期望,常常使我感到不能懈怠自己。他们热情的帮助和严格的要求,都变做鞭策我的力量。”她特别提到作家柳青、杜鹏程对她的关怀和鼓励,当然她爱人——作家李若冰对她的支持和影响也是促使她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柳青经常强调编辑部要多出人才,出成果,编辑在工作之余要勤于创作,多练笔,提高艺术鉴赏力;在他的支持下,《延河》编辑部实行了生活创作假制度,贺抒玉也由悄悄练笔,进而大胆地把小说拿出来发表。

人的一生,犹如漂流在长河里的小船,一帆风顺是不会有的,风浪、漩涡、暗礁、急流、险滩,不测风云也会突然袭来。贺抒玉正值创作激情高涨的时候,便遇上了谁也不能幸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她挂着“黑《延河》黑副主编”的大牌子,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红彤彤的太阳底下,一切都是黑暗的,她也深沉在痛苦之中。1970年1月,大地在严寒封锁之下,爱人去了干校,贺抒玉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书籍,下放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了三年社员,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之后,她回到古城西安,从此,断流了的《延河》又奔流了起来。

贺抒玉从事编辑工作后才正式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但其间贻误了最宝贵的十年。所以,直至1982年,她只编了短篇小说集《女友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短篇小说散文集《琴姐集》(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她在《延河》、《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文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先后结集为散文集《爱的渴望》(与李若冰合著;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中短篇小说集《命运交响曲》(1990年,华岳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选集,如《婉蜒的山路》收入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无雪的冬天》等。

1979年,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0年《女友》获《鸭绿江》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琴姐》获《延河》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与胞姐贺鸿训主编《青春的脚臃(陕西摄影出版社)。这些,全是她的业余之作。

我喜欢她这些质朴、亲切、清新、动人的作品。有的评论者把它们说成是陕北高原上的“兰花花”,实在是一个贴切动人的比喻。这些作品,写的全是她熟悉的人和事,山和水,是“使她动情的生活”。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她的作品“质朴、清新”,从中“能明显地看到她的爱情、向往和追求”;又说:“她的经历决定了她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激情和笔墨献给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用朴素细致的笔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真切的图画,塑造活跃在农村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干部——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妇女形象,歌颂他们的纯朴优美的心灵,描写他们的献身精神,描写他们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描写和封建习俗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样的作品今天读来,依然真切动人……她的长处不只是她和人民有血肉之情,还在于艺术个性和特色。她是那样亲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用淳朴笔调抒写淳朴的感情。作品真挚而细致,渗透着一种泥土气息和内在的热情。”(《读〈女友集〉——略谈贺抒玉的作品》1981年《文艺报》第十七期)杜鹏程简约而准确地对贺抒玉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大部分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只要浏览过她的作品,都会同意这些看法是恰如其分的。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然后通过创作实践,认识生活,探索真理和人生。贺抒玉走的路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她除了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和到北京学习之外,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陕西大地。那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都影响着、制约着她的创作及其风格。

贺抒玉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后。但两个时期的内容及风格,还是一致的,只是后期的作品,其内容更为深厚、广阔,其技巧更为娴熟。

早期,她一共创作了二十余篇小说和散文,《我的干姐妹》、《赶脚老人》、《红梅》等,都是好作品。这里,我把《我的干姐妹》视为代表。这篇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写她真实的生活经历,文字细腻、质朴无华,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字句,感情真挚动人,初步显示了她的艺术风格。这篇小说塑造银姐和巧玲在人民刚刚掌权的社会里,要求进步,巧妙地与封建落后的旧传统、旧习惯进行斗争,顽强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写出她们对以红英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当红英教了她们两个月的文化课就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提出要与她结拜成如同父同母生的干姐妹,还送红英一首情真意切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膝跪,咱们结成了干姐妹。蒺藜花开黄腊腊,红英要走我灰塌塌。……”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苦行云流水,在人物刻画上不事雕琢,作者采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有白描,有对比,用笔朴素、自然、细致。作者是这样描写巧玲和银妞的:“巧玲长得壮实,红脸蛋,短帽盖,圆脸盘,大眼睛,说起话来嘴厉声高,一点也不拘束。银妞说话声音很轻,又慢,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身子依着我,老是像说悄悄话,她那细细的像柳芽儿的眉毛和鸭蛋脸,虽没有巧玲壮实,倒很秀气。”人物的性格,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字里行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写巧玲梳头:“她用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好像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只此一笔,其性格便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好像一首散发着朴素美的诗,读着它,仿佛跻身于作品的人物之中,又像徜徉在陕北大地,领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但小说的结尾以浓郁的抒情之笔收束全篇,把读者领引到深深的美好回忆之中:

……离开我的十姐妹,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会赞美她们那

纯真、聪慧的心,也不会描绘她们那真挚的友情。但是,我心里铭

刻着她们的歌声;我时常想起巧玲那散乱的短发和那清脆的口

音;时常想起银妞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说话时总爱依偎着我的

神情。我惦记着苗家圪崂的许多姐妹们,惦记着那清澈的小河,

惦记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黄土高山……

作家创作上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历史的变化分不开的,是和作家思想深处的积累分不开的。穿过凄厉的风雨,经过十年痛苦的沉默与思考,贺抒玉的创作,从质到量,从广度到深度,都胜过了以前。在她的一批新作里,两篇获奖作品《女友》和《琴姐》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樱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写一个刚张开理想、事业、青春、爱情风帆的省报青年记者刘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绝不寻门钻眼”的青年,单纯,充满了事业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刘才拥有这种资本。他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某县梁书记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响。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梁书记另一面的形象(实际上,这是本质,是真象):他正积极走省里的门子,调大学刚刚落榜的儿子到省城工作。对此,刘才惊愕不已,自然,现实是一种清醒剂。他被讥为“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大天”。刘才憎恨两面派的“两面哲学”。然而同一个问题竟摆到他的面前:一个朋友,为调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关键人物梁书记的后门。诱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铸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么不普通的感触:上大学时,曾费尽心解过书本上许多难题,此刻,他才理解,最难解的题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中。他无法预料生活的新课题。“但是,他相信只有潜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观望和欣赏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台上的歌手,而永远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怀抱里去!”这是结束,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当今社会“普普通通”的事——社会的沉疴!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机体。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刘才撕去了台历上旧的一页,他期待和思考着新的一天——那将是什么?

中篇小说《隔山姐妹》以浓重的抒情色彩写了一对同母异父姐妹不同的生活道路。在风云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各有其不幸。小说以姐姐惠娟染上肺癌后迎击死亡为主线展开情节。惠娟一家——轻浮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

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

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

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

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

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

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

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

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

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

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明抢明炮,可是躲不过党内称为

‘同志’之间的阴谋暗算,冷枪冷箭。……”(政治生活中永远演不

完的奸贼喜忠良的悲剧!)

“人,才能活几十年,这个打击,那个磨难,像推磨似地压抑

着人们的兴致。幸福是短暂的,不幸和痛苦才是永恒的。”(生活,

就这么沉重和残酷!)

小说把当代社会的缩影送到读者面前,让人们来一次再认识,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社会,也许这才是多彩的生活。

贺抒玉没有用“意识流”,更没用“嬉皮式”,还是她那朴素、自然、淡雅的风格,然而同样表现了现代意识。心理描写,新的对话形式,纯清明亮的语言,抒情的调子,给她的创作带来新的成功,这是进步。

贺抒玉的作品,都记载着她在文学上虔诚的足迹。她在《琴姐集》的“后记”中说: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接近文学的。年轻的

时候,常常以为文学是迷人的,待到跋涉一段之后,才尝到它的

艰辛。然而一踏入这个领域,便有些身不由己,即使路途坎坷,也

不肯回头。曾经在生活中激动过我的那些人和事,时常像泉水冒

泡似的泛上心来,使自己难以安静。我便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

被兴奋、苦恼、喜悦、焦虑种种情绪所左右,品尝着写作中的许多

甘苦之味,而不肯释手。也许,就因为文学是一座高峻的无止境

的山峰,才对肯于攀登的人有无穷的吸引力。

文学,是一项迷人的事业,但其中充满了艰辛。贺抒玉是一位执著的追求者,不肯在原地踏步,抱病写作,锲而不舍地走向那块美丽的绿洲,并带着自己的鲜花……

1984年5月28日

1994年12月2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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