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

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

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

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

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

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

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

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

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

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三十年后——

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三十年后——归人扎记》)

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发行人是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编委有十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官僚,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开始,聂华苓管理文稿,业余写文章,搞翻译。雷震爱才,当时并不知道她能写文章,后来见到她发表的作品写得漂亮,就对她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负责文艺稿。”从此,她成了该刊文艺编辑。

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那天,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她对胡适在《自由中国》与统治势力冲突的时候摆脱一事,颇有看法。为了《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胡适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杂志。聂华苓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

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此举使得殷海光十分赞赏,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门口时,雷震就大声说道:“来了,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给雷震的字条,说:“你写得好!”雷震说:“我们正传观你的字条呢!”

由于聂华苓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于1953年升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至1960年该刊被封闭,雷震被逮捕投入监狱为止。整整十年的编辑生活,使她结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思想也由单纯逐渐成熟起来。她说:“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位191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老党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帮助国民党制订宪法,只因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

1961年,蒋介石做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动叛乱罪”被军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监狱,“成为民主运动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残酷、自私、怯懦的牺牲者”。《自由中国》被封闭,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聂华苓整天被人监视,成了一个“小孤岛”,过着揪心的失业的日子,连给朋友写信都不能。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学创造,这使她有碗饭吃;不久,东海大学教授徐海观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学创作。

她讲课的宽大教室,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当时,她年轻、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台湾文坛上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许多读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灿烂的烙印,尤其对青年学生,她有真才实学,课讲得好,要求严,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教课,她经常在台北与台中之间奔波。这期间,在来往奔驰的火车上,她偷偷读了一些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禁止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看。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藏有鲁迅的书,只借给教现代文学和创作的教师,不借给学生。她第一次听到鲁迅“呐喊”就在这个时候。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聂华苓虽然有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也有认识。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宽,并不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给她启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天窗,接着她又听见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声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她还看见《药》里的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残破的旧中国展现在她的面前,几乎碎了她的心。“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来的一条诚笃的河。

聂华苓有个人的恩怨,但这恩怨如一块冰,终被时间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国”,她没看到自由;雷震事件,伤了她的心……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走访亚洲。在台北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聂华苓第一次认识了他。翌年,聂华苓跳出特务、孤独和痛苦筑成的囹圄,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

新的生活,往往影响着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国,她那块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说:“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1970年,她同安格尔一道翻译《毛泽东诗集》。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作了较细的研究,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认识了她向来惧怕的共产党原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我访问过七八个亚洲国家,心里有个比较二见了印度就像见了旧中国:饥饿、贫困、落后、懒散、消极……到这时,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于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问……

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简单的或复杂的,含辛茹苦的或一帆风顺的……

聂华苓喜爱佛罗斯特的一首诗:

这森林真可爱,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赶去赴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

逝去的光阴是苦涩的,它只是回忆录里的阴影;今天和未来是美好的!诗,像她的座右铭;她,酷似诗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奋斗,努力后总会有成果的。”她总是这样鼓励人,也鼓励自己,与人奋斗,与环境奋斗……风里,雨里,白茫茫的雪地上,在通往图书馆的道路上,都有她奔忙的足迹;书架上、墙脚边,堆放着各种中外文书籍,她不停地写作,不倦地工作;在火车上、飞机里也不例外,写信,发电报,处理各种事情。聂华苓,每天见她见不完的人,做她做不完的事……

她聪明、精明、开明、能干、勇敢!何达说:“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那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对她都是创造奇迹的材料。”

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她和安格尔创造的奇迹。

聂华苓思想敏捷。她心里总是装着许多形象、画稿,时刻都会跳出新的思想。

碧蓝的克拉威尔水库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地。那伟大工程的第一砖就是聂长苓在游船上置下的。她向安格尔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作家们带着浓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地方色彩相会在一起,感情上没有芥蒂,超越横的国家关系,纵的历史关系,真正自由地交换意见,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达到促进作家的思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

当时安格尔认为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每个人的吃、注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那是一笔多大的款项啊!但在聂华苓的多次争辩之下,安格尔被说服了,同意了。由于聂华苓锲而不舍地奋斗,“国际写作计划”作为爱荷华大学的一个附设组织,于1966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于是他们到处写信,到处旅行,从私人到大企业,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1967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人名作家。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

五月花公寓依山傍水,环境幽美闲雅,那条日夜不息地向远方流淌的爱荷华河,那山林、草坪和雪花,更有醇酒一般的友情,都曾出现在许多诗人和作家的笔下。在聂华苓的安排下,作家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畅游密西西比河,到大城小镇领略美国的风土人情,访问农场,在每逢星期二、四的聚会上,轮流进述自己国家的文学创作,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为创作理论、流派而自由地交换意见或辩论……谈论广泛,无所不包。

聂华苓虽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国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像她庄严声明的那样:“我是湖北人!”

中国,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她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细胞;她时刻关怀着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发展。当“国际写作计划”第一次向各国作家发出邀请时,便邀请了台湾作家陈映真,但陈被当局逮捕,蹲了监狱。为了陈案,她和安格尔全力营救——给蒋经国写信,向香港和美国新闻界争取舆论声援,出资聘请美国律师为其辩护……她先后还邀请了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吴晟等(有的因故未能成行),大陆的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诗人毕朔望、艾青等人。由她操办的“中国周末”,是“国际写作计划”的高潮。参加“中国周末”活动的,不仅有来自海峡两边的中国作家,而且有来自香港和从台湾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群。1979年,“国际写作计划”所举办的为全国瞩目的第一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聂华苓激动地向大家致词:

今天我们大伙儿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坛一件大喜事。我们这

些人,分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论多少年,在我们的感受

上,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日子。太长了!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国

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不同,经历不同。我们对

各种问题,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会不

同。

但是,在目前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区,越过

千山万水,从北京,从台北,从香港,从新加坡,从美国各地,到爱

荷华来。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我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那

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我们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切。

现在,我们就从这份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起点,来谈谈“中国

文学创作的前途”,来表达各种意见,来听各种意见。我们不是来

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今天不可能

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1980年9月13日,聂华苓在第二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又致词说:

今天是中国作家的三代同堂,老一代的,中年一代的,年轻

一代的,介乎老年的中年的,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现代

史,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动,国家的兴衰、人世的沧桑。因

此,他们到爱荷华来和我们这些海外作家和世界许多地区来的

作家相聚,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喜事。他们千山万水来到

这儿和我们相聚也说明了一点:人在大陆也好,人在台湾也好,

人在海外也好,我们血管里流着同样中国人的血——这一丝血

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要感谢大陆的政府和台湾的政府赞助他们到爱荷华

来。我们希望从今以后,每年都有作家从大陆和台湾到这儿来和

我们相聚。我相信这也是在座所有海外作家的愿望。……当然,

这样的聚会最好能发生在北京,在台北。

这些热情的话,是这位海外“流浪儿”至为感动的心音。她所表达的这个愿望,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在进步,历史在前进!

远离母亲的人,也许更爱母亲。聂华苓,随着历史的前进,对祖国的爱也在加深。她关心着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今天,中国的将来……

“国际写作计划”占去了聂华苓的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为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和创作,慷慨地贡献着自己。虽然她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创作,但如果不是这项工作,她的创作无疑会数倍地增加。

“国际写作计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私人和大公司解囊资助,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于是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便发展成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已经先后接待了中国、法国、日本、东德、西德、菲律宾、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南朝鲜、新加坡、利比亚、乌干达等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诗人和作家,成就巨大。由于聂华苓和安格尔创办和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曾提名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聂华苓,有过生活的不幸,在坎坷的风雨之途,除了痛苦,长期没有一个令人安心的归宿。但在异邦,她有了个颇为美满的家庭。她和诗人保罗·安格尔,相亲相爱,为了共同献身的事业——文学,从播种,到收获,从探索,到开辟,到建设,携手努力!

养马人家出身的安格尔,是一位近似传奇的人物。他从小喜欢文学,爱写诗,有豪侠气质。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庄园诗人,但他喜欢和“人”交往,喜欢研究人,喜欢靠幻想做事情。他,影响过聂华苓,在创作中……

1927年,在爱荷华州的华盛顿中学,安格尔以班上诗人的名义写了一首诗,埋在给学校新植的一棵树下,但是树死了,而他的诗名却大了起来。同年,该诗夺得耶鲁大学青年诗人奖鳌头。之后,他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周游欧洲列国。1941年回爱荷华大学,创办写作硕士学位,这在教育史上是一种革命,学生仅凭一部小说,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就可以得到学位,同长篇论文有着同样的价值。多年来,安格尔创办的作家工作室培养了像写《欲望号街车》的田尼西·威廉斯那样的剧作家,菲利普·莱文那样的小说家和W·D·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诗人……

1964年,聂华苓从台湾飞到爱荷华大学,当了作家工作室顾问,成为安格尔的得力助手。感情是在生活里产生,又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的。当他们办了“国际写作计划”后,更是以一种无私的崇高精神,创造各种条件,推动世界范围的文学创作。1977年,六十九岁的安格尔退休后,聂华苓接替他,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而他为全时间的工作顾问。

在北京,我两次访问聂华苓,都由年逾七十,被称为“旋风”一样的诗人安格尔招待,端茶倒水、照相,还忙着接电话……他笑对我说:“我是华苓的秘书……真的!”聂华苓乐呵呵地看着他。我觉得,他们是如此和谐,相爱、如此体贴,彼此搀扶着走人生的路,渡历史的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爱好。乐观的安格尔是一位永远不肯清闲的人,在创作上,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至今也没改自己的爱好——搜集世界各国的衬衫和脸谱。这其中,大概可以看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吧?!

惯于羞涩地微笑和沉思的“聂华苓”,许多人谈“她”,许多作家写“她”。一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描述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女人的女人。”她爱穿中国衣服:入冬,一件银白色袄,琵琶袖,元宝领,或是淡黄色的中式短袄;入夏,一件中式旗袍……爱子女,爱母亲,她有一颗母爱的心!

有人这样写她:“……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而却目视前方、寻思,在她已选定的道路上,怎样才能落好下一步。”“她正像典型的中国女人,不是光芒逼人的太阳,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而是朦胧中透出明朗的月亮。”

聂华苓是世界文坛名人,但她又像一位“谦谦君子”,对谁都那么好,平易近人,不过也不是同谁都能一见如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缺陷的,她能容忍人生的错误,她说:“人总是有缺点的,但是你要尽量往一个人的可爱处看,慢慢你就会觉得,那些缺点也都是可原谅的。”

每天,她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大脑,像一块银幕,生活不停地在她的思想里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她办理这件事时,往往还想着另一件事。所以,曾有人这样写她:“有时你正和她聊天,忽然发觉对面的她,却沉醉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带着惯有的羞涩微笑,凝视着杯中茶,她是那么的专注。你忘了没有被注意的尴尬,反而好奇,什么是她东飘西飘的思想云彩?她又会忽然惊醒过来,接着你已遗忘的话题,了无痕迹地聊下去。”

“她是真诚的,”许多见过聂华苓的人都这么说。

有一次她陪别人去买旗袍衣料,那位朋友想买一块蓝的,但又喜次另一块绿的,一时犹豫不决,于是征询她的意见。她善解人意,一眼就看透了朋友的心意,十分体谅地笑着说:“两块都买了吧!”那位朋友激动地拉着她的手,感谢地说:“你真太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中国人”,那是一种骄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中国人,她总是讲普通话;对身在美国的妹妹,她讲家乡话;对她的外孙,她认真地教他们中文……在她搬家的时候,她总是费尽心力地打扫就要离开的旧居。她戴着大橡皮手妻,拿着刷子,把炉子、烤箱洗了又洗,擦了又擦,不让炊具上留下一点油渍,把墙壁用去污水几乎洗得脱了皮。她所以满头大汗地拚命刷洗,只有一个简单而自豪的原因:“总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不干净!”

聂华苓,过去有过与生俱来的寂寞和孤独、“化不开的人生的悲哀”。生活压迫她,环境压榨她,但她没有屈服,没有趴下。“我从小就是不爱哭的女孩!”她不消沉,总是不停地同环境奋斗!她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苦也好,乐也好,谁都不能停,谁都非往前走不可。”所以何达说,在聂华苓的性格中,“有三个最强的动力:第一是喜欢战斗,第二是喜欢给予,第三是喜欢胜利。”游子的悲哀已消融在她的奋斗之中,岁月磨炼了她的心志,她顽强地走着路,三十年后,带着一家人,微笑着,出现在故乡的扬子江畔……

宇宙有无数星体……

如果把宇宙比作文学的宇宙,聂华苓则是一颗灿烂之星。四十余年,她运转着,也探索着;黑夜,孤独,寂寞,痛苦,她都经历过。但逆境没有扭折她的笔……她已经出版了二十本书,其中包括中篇小说《葛藤》(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年,台北明华书局)。《一朵小白花》(1963年,台北文星书店)、《聂华苓短篇小说选)(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出版社)、《台湾轶事》(1980年,北京出版社),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年,台北学生出版社),1964年台北文星书店再版,1965年三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桑青与桃红》(1976年,香港友联出版社;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千山外,水长流》(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散文集《梦谷集》(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社;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花城出版社),英文专著《沈从文评传》(即《A Critical Biogravhv of ShenTs'ung-Wen》;1972年,纽约的Twayne Publishers出版),英译中 《德莫福夫人》(亨利·詹姆士著;1959年,台北文学杂志社)、《美国短篇小说集》(1960年,台北明华书局)、《遣悲怀》(1970年,台北晨钟出版社),中译英《The Purse》(其中收有聂华苓的小说三篇;1963年,香港Heritage Press)、《巨花文集》(两卷;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她的这些作品,有的已被译成英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希伯莱文发表,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英译曾在以风格严谨、立论公正著称的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刊出,后来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和在纽约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中;她的另一篇小说《珊珊,你在哪儿?》也收入《国际短篇小说》和在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小说集》中,并于1979年3月由《上海文学》转载,成为台湾、海外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在创作上,聂华苓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十到1964年十几年台湾生活里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精华,是从那个时期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作者在1979年除夕为在北京出版这本短篇集所写的短序《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作者说,“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聂华苓把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在内的《台湾轶事》奉献给故乡的读者,这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作者的爱国之心和一大批游子的思想感情,以及台湾那个社会。

她的代表作之一《失去的金铃子》是于1960年在台北写的,并在《联合报》上连载。那时,由于雷震事件,形成了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像三只饿狼一样困扰着她,威胁着她。但她以巨大的毅力埋头写作,没想到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她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失去的金铃子》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台北的学生书局、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都曾陆续再版数次。暗夜里,读者给了她光明;孤苦的心,得到了安慰和温暖。她,更加振作起来!

《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中心人物是苓子,通过她的庄严而又痛苦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这部小说,写得冷静而深沉。小小的三星寨连着全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是社会的细胞。小说一开头,作者便以浓重之笔,在读者的心里绘成了一个暗淡的时代:

我站在三斗坪的河坝上,手里提着麻布桃花口袋,脚边放着

一捆破行李卷。妈妈并没有来接我。我由重庆一上船,就是惊险

重重:敌机的轰炸,急流险滩,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睛。

……漠然流去的长江,夏夕柔软的风,一股血腥、泥土、阳光

的气味。谁都有个去处。至于我呢?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照应的,这不纯属技巧问题,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当苓子离开三星寨这个小小社会舞台时,“我”(苓子)和妈妈有几句精彩的对话和描写:

……“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

“这样才好,妈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妈妈的眼睛盯在我脸上,搜索了一阵子,然后掠过一阵喜悦

和惊异,还透着点忧郁。

“嗯,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我微笑着,没有作声。河坝逐渐模糊了。茶馆、面摊、小饭馆、

卖纤绳的小铺子、岸边大大小小的木船、伤兵、纤夫、挑水夫……

全模糊了。那一股霉湿、烂木料、枯树叶、火药、血腥混合的怪气

味也闻不着了。我在战乱中走过许多地方,每离开一个地方,我

都认为我会再到那儿去。仿佛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这

一次,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再去了。生命有

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士。同我的金铃

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开头和结尾都是令人难忘的。战争给社会带来创伤,三星寨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社会环境塑造了“人”,他们在多变的社会中生活着,希冀着……

《失去的金铃子》写的全是平常的人和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苓子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除了苓子外,还有尹之舅舅、寡妇巧姨、丫丫、庄大爷、庄家姨婆婆、郑连长、新姨、黎姨、黎家姨爹等等,他们都是好人,都同在一个天地里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望和希求,每个人都各自被某些飘忽的东西所迷惑,所愚弄;他们每个人最后都失望。”(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评〈失去的金铃子〉》)

小说是要含有矛盾和冲突的。“但使本书成功的不在这些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把冲突隐藏起来。作者在呈露角色时用着极其自然、幽默及毫不急迫的进度,而又不强调任何明显的冲突。一切事物看来那样静态、那样调和;然而,由于作者有一种捕捉气氛的独特的能力,把思想、行为和极其不同的两代之间存在的气氛呈现于读者的感受网中,使读者在表面祥和的生活中,意识到某种必将引起冲突的‘恶兆’。所以当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开始破碎时,读者就能深深地共感其哀,而作者东一把西一把的印象派的笔触此时都能相互的产生有效的和鸣作用,使整个悲剧的情况加深。”(同上)

《失去的金铃子》的故事多半是聂华苓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她在《苓子是我吗?》一文中说:“我常常捧着一杯茶,坐在她卧房的椅子上,听她闲谈往事,琐琐碎碎,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我忽忽悠悠地听着,也许根本没听进去,人的思想有时真像有鬼似的,要抓也抓不住,东飘一下,西飘一下。……我常常在这种半睡眠的状态中,突然为母亲的一句话震动了,清醒了。《失去的金铃子》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得来的。……抗战期间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小说中的苓子是十八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回忆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

聂华苓在三斗坪那段生活,成了她进行创作的一个源泉。当母亲讲三斗坪的人和事时,原来思想里蒙昧的东西,得到了印证,都清晰起来,早已沉入灵海深处的人、物、事,都被钩了出来,活了!当即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立刻就照着故事的本来样子写出了大纲。“我不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成长的过程是庄严而痛苦的,是主人公在与现实搏斗中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为了陪衬巧巧的个性,作者才“加进一个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波岱(Thibaudet)关于小说创作讲过几句颇为精彩的话:

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

的人物;冒牌小说家只按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

说家的天才不是使现实复活,而是赋可能性以生命。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文学作品,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只能是生活的再创造,而决非现实的照像或翻版。创造,是创作的灵魂。聂华苓说,她就是照蒂波岱这段话来创造苓子这个角色的。

聂华苓将小说写好后,它的真正面目已与原来的大纲相去甚远(对于创作来说,乃属正常现象)。她说:“三斗坪成了我自己的小天地,那些人物也变样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她还说:“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是的,看完《失去的金铃子》,读者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自然会想到“现实”及矛盾中的社会前途。这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

聂华苓的小说中有许多诗。她以细腻的文笔、新颖的构思,为读者描写了许多迷人的风景: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

飘来,好像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

心上绕,越绕越长,也越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细悠悠的金

光。那声音透着点儿什么,也许是欢乐,但我却听出悲哀,不,也

不是悲哀——不是一般生老病死的悲哀,而是点儿不同的东西,只

要有生命,就有它的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人会感觉到,甚

至听得到,但却无从捉摸,令人绝望。

这是作者在写秋虫金铃子的声音,其形象力达到了奥妙的奇境。再如“突然一阵鸟叫,好像进溅的火星,洒满了山野。这等令人叫绝的诗的语言,在聂华苓的作品里是俯拾皆是的。

小说要收束了,但故事并没有完结,作品中每个人物都在走自己的路。这正像大地上的小溪,有的将消失在无垠的沙漠之中,有的经过在万山丛中的艰苦跋涉,曲曲折折,最终汇成巨流,奔腾咆哮。作品中的人物都走什么路?没有指明,其实作者也不可能指明。但是,“三星寨的故事还没完。”“我要跳上那条大船,漂到山的那一边,漂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儿也许有我的杜鹃……”

关于苓子这个形象,曾有不少读者问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是你的故事吧?”“苓子是不是就是你?”她的回答是:“苓子是我吗?不是我!她只是我创造的。但是,苓子也是我!因为我曾经年轻过。”这是个绝妙的回答。苓子是她,也不是她,这才是“小说”!因为小说反映的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现实……

聂华苓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70年写的长篇《桑青与桃红》。萧乾称它为寓言体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她企图综合中国传统的以及现代西方的技巧”(萧乾《湖北人聂华苓》,载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在读这部长篇时,那象征写实的手法,会使人常常想起《狂人日记》。

这部小说于1971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时半途遭禁,但它却同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得以全本连载。《桑青与桃红》发表和出版后,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聂华苓说:“我不懂那些主义。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什么写法,我就用什么写法。我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

这部小说是以写一个经历了动乱又遭流放的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的悲剧来象征国家政治上的动乱在一代中国人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桑青和桃红是同一女主人公的不同时期的反映了不同人格的名字。故事发生在1945年至1970年,作者把二十五年间发生的故事加以浓缩和集中于桑青的一生。桑青的一生分为四个生活阶段,每个阶段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在表现主题那个题目上,四个故事又有统一性、连贯性。”

小说的第一部是《瞿塘峡》。纯朴的桑青为了躲避日寇,同一批流亡学生在三峡险恶的激流里颠簸漂荡,他们被“困”在一条旧木船上,而船又“困”在风浪滔滔的瞿塘峡里,小说中的老先生说:“咱们就困在古迹里呀!”聂华苓说:“那不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处境吗?老先生象征旧社会;流亡学生象征新生力量。……”小说的第二部写围城(被解放军包围)中旧制度的崩溃,背景是1949年兵临城下的北平,思想腐朽、全身瘫痪的翁姑,及她的胡言乱语,正是旧制度覆灭的征兆。聂华苓说:“垂死的沈老太太就象征旧制度;真空地带的破庙象征新制度建立前的荒凉。”第三部写台北阁楼人的内心世界,时间是1957年夏至1959年夏,作者利用外在的真实物象来反射人物内心的真实,甚至用了台湾报纸上的广告和新闻,如荒山黄金梦,三峰真传固精术,分尸案,故都风物等,以及那些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摆、僵尸出坟吮生人血等细节,都反映了主人公的精神死亡,从而烘托出一个人们熟悉的残酷现实。作者说:“但也是一则寓言故事:台湾那个孤岛也就是一个阁楼。”小说的第四部,写走投无路的桑青逃到美国的生活,这时变成了“桃红”。她到处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追缉。小说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一文中说:“当移民局官员问她若被递解出境会去哪儿时,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这话道破了现代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剧,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连祖国也归不得,由北平流徙到台北再到美国,沿途尽是痛苦与折磨。桑青精神分裂,摇身一变成了桃红,这是精神上的自杀,她的传统价值,伦理观念全粉碎了,道德操守转瞬抛清九霄之外,沉沦到精神上的最低点,陷入半疯癫状态。到故事结尾时,她还在逃避移民局的缉捕,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顺风车,任由路人带她往别处去……”

这是一个颇令人悲凄的结局。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桑青与桃红》,但作者有意删掉了第四部分。聂华苓在前言《浪子的悲歌》中解释说:“《桑育与桃红》在国内出版,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歌德对一位年轻诗人谈艺术创作时说:‘永远寻求节制。’我在《桑青与桃红》中要表达太多的意义,要作太多的‘不安分’的尝试。那小说需要‘节制’。因此,我把第四部分两个分裂的人格互相斗争的故事删掉了。”

作者强调说,这部长篇是一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个不安分的尝试。她借传统小说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用戏剧手法讲故事,以诗的手法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而随时又用那种发人深思的寓言笔法,这几种手法的融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特有的风格和异彩。聂华苓说:“我在《桑育与桃红》的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为了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和效果,作者用不同的语言来描写历史的演进,事件的发展,桑青的变化。小说里奇特的语言(单字、单句、以至画儿等)是为作者要表现主题服务的。作者说:“不同的精神状态需要不同的语言来烘托。《桑青与桃红》里的语言从第一部起,张力逐渐加强,到了第三部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的追踪,躲在台北一阁楼,他们的语言就不可能是一般人正常的语言了。阁楼里的语言是:一字、一句,简单,扼要,张力强,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成了一律的句号了——那是恐怖的语言。”

“桑青”与“桃红”—一从一个一片纯真的少女桑青到一个纵欲狂人桃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和身分。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探索上,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都是一座里程碑。白先勇说:“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全面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他还说:“透过创造并刻画这精神分裂患者破碎的世界,聂华苓深刻地比喻了现代中国极端悲惨复杂的命运,这篇小说异常有力,因为其中运用了不少象征,作者把心灵上与社会方面的情况连起来,使二者互为辉映;小说中所描写的本来只是个人人格的病态,但透过了连串的投射与转置作用,却象征了整个国家的混乱状况。”这些评语,说明了桑青一生悲剧的社会意义。

聂华苓于1988年6月发表在香港《博益月刊》上的小说《死亡的幽会》是她八十年代后期的一篇力作。小说中的主人公迈可、李莉、赛海儿都是现实中的人物,作者将国家、民族、文化、爱情观的巨变、价值观的颠倒、人性的升沉,通过人物命运的演进串在一起,深刻表现人性和现实。这篇小说的成功还得力于作者娴熟的技巧:心理刻画,烘托、暗示、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景物描写,事件的陈述等等,都使小说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大陆—台湾—美国,这是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在人生道路上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949年,当她离开家乡时,她没有想到能在三十年后看到魂萦梦绕的老家。她在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的“前言”里说: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我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

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

六月十九日,我顺着“出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

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中国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埃

这几句“前言”,是几句发人深思的诗。三十年,中国有一部历史,她也有一部历史。祖国,暂时是落后的;故乡,眼下还贫穷。但家乡有前途,祖国有前途。当北京出版她的第一本作品时,她激动地告诉我:这是创作生命中最动人的一刻!

1981年,这位“文学组织的建筑师”被纽希塔国际文学奖(NEU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 LITERATURE)聘为评判员。这个国际文学奖两年颁发一次。评判团共十二人,从十二个国家邀请,其成员全部由作家组成,每个评判员可以提名一人。该奖的获得者皆为世界名流作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诗人Czeslau Milog,即由纽希塔文学奖评判员推荐的。聂华苓是美国的评判员,她提名中国作家为该奖的候选人。同年4月,她被邀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卫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为了表彰她在国际文坛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5月,她分别被美国杜布克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6月,爱荷华州州长罗普·雷颁给她“杰出文学工作”(DISTINQUISHED SERVICE TO ARTS)的荣誉。1981年,与安格尔一起荣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发的文学艺术贡献奖(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ARTS)。这些荣誉是社会给予的,是她的辛勤劳作与为世界文艺的繁荣和交流而奋斗不息的服务精神换来的。

隔着浩淼的太平洋,她把在北京等地出版的几本书寄给我。她说:“……现在,我坐在爱荷华窗前,看着河水静静流去,想着国家的沧桑,历史的演变,个人的遭遇——我知道我会不停地写下去,但是,不会再为排除恐惧和寂寞而写了。我要为故乡的亲人而写。”

1987年9月30日,接她21日寄自美国的来信。信喜气洋洋,一种欢乐扑面而来。她告诉我:台湾又开始出版她的作品,百林出版社除1986年出版《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外,还重印了《失去的金铃子》,并且在1988年邀请她去台湾,同年退休。她还说:“《桑青与桃红》已分别译成南斯拉夫文(1984年由GLOBUS出版社出版)、匈牙利文(1986年出版)、荷兰文(1988年由UITGEVERIJ ANDEKKEN出版),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本修正版,伦敦将此书列入ALTERNATIVE BEST SELLERE严肃文学编辑所选的“畅销书”;这部长篇共出版了十三版中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的版本。她为花城出版社选编了两卷《台湾中短篇小说逊,还被北京广播学院授予“名誉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并任香港《八方》文学杂志顾问,1992年波兰政府文化部首次将文学贡献奖授予她,再后来1994年又被聘为台湾文学奖的评委,曾在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及上海《小说界》上连载的小说《鹿园情事》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选集《珊珊,你在哪里?》……都是好消息!

1992年,一个不幸就像爱荷华州的洪水,几乎给了她一个灭顶之灾:安格尔去世了。这位事业上的支柱、生活上的伴侣的突然离去,给她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聂华苓没有倒下,她仍然为文学的理想工程奋斗着。聂华苓在信中告诉我,她将不停地创作和工作,为了文学,为了祖国,为了世界……

1995年3月26日修订

上一篇:柳溪
下一篇:黄宗英

使用搜索工具,可以更快找到你想要的资料!

特别推荐

相关栏目

最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