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阎纯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大海里,中国曾有过一个孤岛——上海。上海孤岛时期,创作力旺盛的张爱玲和苏青,就像文坛上空闪烁的双星,颇为人所关注。苏青也很有成绩,但作品本身却远不能与张爱玲相比。

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上海,先香港,尔后远走他乡,定居美国。人们看不见云雾中深藏的双星,并不是双星已经陨落。当地球旋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双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属于张爱玲的那颗,却越发显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给国内一些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写了一信,并列举三十多位笔者认为本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后依据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的价值与地位、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历史、客观、公允地选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征询研究界朋友的意见和看法。他们都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20世纪中国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个科学的名单。每一张“答卷”中都有张爱玲。有的研究家还为她们画了序号,排了名次,有把张爱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这个“民意”测验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权威性。张爱玲终于回归了文学本身,回到文学史上属于她的那个位置。

张爱玲这个名字,在中国姓氏文化里,有着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美丽、朴素、普通,城市有,乡村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玲”这个名字。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除了有一定资历的文学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读者,能了解张爱玲其人的实在不多。1980年,当我第一次在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名为《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读到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论时,真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随着历史的演进,张爱玲虽然人在国外,但她的文学精神和影响却早已回归故里,在读者心里和文学教师的眼里及青年作家的认知中,她从名作家,到大作家、杰出作家。这个过程,是张爱玲一生中在文学领域创造的传奇。

“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张爱玲在《私语》里这么说。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于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我们沿着历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寻觅到张家那片阀阅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正直的儒生,忧患国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时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员,评议朝政、弹劾贪官,力主抵抗外敌,深受朝廷的青睐;后为同治时期的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但在他统率清兵抵抗法军的那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中大败而逃,被朝廷问罪流放北疆。李鸿章器重人才,张佩纶刑满归来后即被李鸿章收为幕僚,并以小女李菊耦相许。于是李鸿章的亲女儿成了张爱玲的亲祖母,就是说张爱玲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关于张佩纶与李鸿章小女的婚姻奇缘,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与辛酸,可在清末小说名著《孽海花》中钩沉到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也能听到些许历史的回声。

一个家族也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永久的兴旺,总会由盛变衰,也会由衰变盛的。时至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张爱玲父亲那一辈,家道中落,昔日的辉煌已经所剩无多。

张爱玲两岁时随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间,总是由佣人抱着走亲戚看客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之中。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三岁时,她便能背诵唐诗。她在《私语》里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稍后,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从此也开始了她最讨厌的背书生活。那时期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花滚下来。”她回忆说,有一次,“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在母亲不在身边——和姑姑张茂渊一起到法国留学去了——的时候,她已经读过了《西游记》等书。她父亲又娶了个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欢她和弟弟。

1929年,张爱玲八岁那年,一家人经过“黑海洋绿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亲嗜毒,打吗啡针,一步步走近坟墓。母亲从法国回来,父亲进了医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们家也搬进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也有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母亲和胖伯母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着滚来滚去。那时家里的一切她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玫瑰红地毯,因此“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曰《快乐村》,写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国皇帝特许的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那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持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她还为这部作品绘了多帧插图,“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在小学还写过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后来又写了纯粹是鸳鸯蝴蝶派式的章回长篇小说《摩登红楼梦》,共计五回,是父亲代她拟的回目。虽然她的这些作品并不成功,但那是丰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规模智慧开发。九岁时她便开始向报社投稿,虽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她喜欢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当时她还踌躇着不知是应该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看了描写穷困画家的电影后,她哭了一场,并决定要做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说,她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当她弹钢琴时,便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也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样的年纪,她开始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印象捕捉和选择色彩,她画小人,也喜欢画上红的墙,这样她感到温暖而亲近。除了画画之外,她还学钢琴和英文。她认为生平中只有那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张爱玲还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她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便掉下泪来。

张爱玲受新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多,那时她便常常读新文学的书籍和杂志。她在《私语》里说:“《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后来老舍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那时她就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后来真是有点“嗜之若命”了。

张爱玲的父亲吸毒从改悔到反悔,在家里不时地引发“战争”。“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也是一向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起搬走……他们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亲,因为这是条约写明的。但不久她母亲又要去法国。走之前,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同她告别。张爱玲一直目送母亲走出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抽噎着,哭给自己看。”张爱玲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她是在母爱和抚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也许父母也不能说就不爱自己的女儿,张爱玲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识和精神上的高雅满足,再赴法国自然有她内心的痛苦,来向女儿告别,就是母爱行动。张爱玲没有看见母亲的泪水,正像母亲没有看见女儿的泪水一样。母亲走了,但张爱玲还会到姑姑那里感受母亲的情绪,因为在那里可以呼吸到母亲保留下来的空气。而在父亲的家,那里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鸦片、教她弟弟做《汉高祖论》的先生、章回小说……她说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分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她父亲那一边的必定不好,虽然有时候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看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诉她一个最坏的消息:她父亲要结婚了。她哭了,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实会落到她头上。她回忆说,当时“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里。那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那里的太阳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房子就像一个阴阳交错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种精神的荒凉和无所依托的空虚。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期间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她父亲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兴致上来还鼓励她学做诗。张爱玲回忆说,她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其中“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两句被先生浓圈密点,第三首是咏花木兰,以后没有再写。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学时代的兴趣培养则是人生达至终极的基础工程。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祝“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那间空房里,《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故事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演着电影,她设计着各种逃跑的计划。这时,她得了重症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没有药,差点死去。她躺在床上,看着对面门楼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萨,朦胧地想着她的朦胧地生,也想着朦胧地死——“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但张爱玲没有停止逃生的念头。她打听了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闪了出去。”张爱玲回忆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记了怎样还价。真是发疯了呀!……”她像小鸟飞出了牢笼,心中充满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远不想再投牢笼,那个家永远和她诀别了。后母从此也只当她死了,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

她逃到母亲家,在那里补习功课。“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她觉得母亲怀疑为她做出这么多牺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怀疑。孤独,依然是孤独,“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卑。”于是,这时母亲家的原始性的温馨似乎已不复存在。她用一种毅力和精神坚持着寄居在旧梦里,但“在旧梦里做着新梦”——她希望考上大学。

张爱玲以意志的力量战胜父亲和后母强加给她的屈辱和孤独,摈弃“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锦”的前途,这个有母亲而没有母爱的张爱玲,终于赢得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独自一人闯进生活的风雨,去占领属于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但由于欧战的爆发,没有能去英国读书,只好改到香港大学学习。

香港是个五方杂处的殖民地社会,三教九流,东西文化,这个社会环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从那里,她的天才从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亲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她到香港读大学。张爱玲刚到香港,住在法国修道院办的女生宿舍,读大学一年级。这时上海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的《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写了一篇《我的天才梦》寄到孤岛上海。张爱玲回忆说:“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忆西风》)不久她得到杂志社的通知,说她得了首奖,但第二次寄她一纸获奖名单,首奖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梦》改排末尾,获“特别奖”。最后征文结集出版,书名也用她的《天才梦》)。就这样,《西风》剥夺了她应有的喜悦,使获奖一事成为“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读书期间,“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她认为那是很有益处的约束。香港大学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她一人独得,这使她获得了羡慕和忌妒,因为她不仅可以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能免费保送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围困,每天头上有飞机轰炸。她在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着“剧烈的影响”。但在她的记忆里,香港之战,给她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于,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完整性,便成小说了。”她认为人生的“生趣”,全在于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烬余录》里,记录下港战开始后那些“小我”的众生相。逃难的时候,宿舍里的学生“各自奔前程”。说到大家对战争的态度,她打了一个比方:“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吨,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悲观的,有失望的;她在电车里发现了原始的荒凉。港战期间,张爱玲到防空总部报到,参加了战时服务;这期间,由于战争的特殊感应,她画了许多画。她觉得她不久就会失去那点能力,于是悟出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个准的东西。”她对生活、战争、人的看法,是具体的,平视的,既没有理想的“光辉”,更没有政治的“高度”,大约与许多人不同,但她毫无掩饰,看法是她发自内心的。她非常实际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使她有了许多同情心。她的视角也许是她日后成为作家的重要条件。夏志清说:“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笔下有优美和丑陋的对比,在不断变更的无知环境中,“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

1942年香港沦陷。战争最终把成绩优异、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爱玲赶回了上海,在静安寺赫德路一百九十二号一幢公寓六楼六十五室同在外国人机构里做事的“单身贵族”、自己管自己的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从父母建造的物质“天堂”落入红尘,她得自谋生路,过一种良心愉快的生活,摆脱经济困境。在那个她生活过、学习过、寂寞过、孤独过的特殊地方开始了她的笔耕生涯。开始她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作剧评、影评,也为当过记者的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bnert)主编的《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杂志撰写“中国的生活与时装”、《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教育》等,以轻松活泼酣畅风趣的文笔向外国人阐释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她的“阐释”大获成功,备受好评,被这位德国人盛赞为“最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些英文作品后来都被作者译写演变为中文作品如《更衣记》、《银宫就学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等,都在当时的中文杂志发表过,并收入《流言》。她还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妻子·荡妇·孩童》、《鸦片战争》、《婆婆和媳妇》等文章,先后对《梅娘曲》、《桃李争春》、《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回春曲》等电影进行了评论。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亮相,她的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之后相继在冯和仪(苏青)主编的《天地》、柯灵主编的《万象》、吴江枫主编的《杂志》、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及《新中国报·学艺》等报刊上发表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及《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连环套》、《心经》、《茉莉香片》、《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雕》等重要作品。这前后几年,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是她走红上海滩红遍上海文化市场的鼎盛时期。

1944年,张爱玲二十三岁与胡兰成结婚。她的朋友炎樱和苏青是证婚人。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孩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许多文坛人士和读者均为她感到痛惜。当她屡屡发现胡兰成确实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乱性男子后,当初她在婚笺上所写的“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美好愿望,完全化为乌有,这是她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创。在她对胡的感情彻底绝望后,遂于1946年与之分手。

1949年上海解放,她没有工作,靠稿费谋生,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连载苍凉的爱情悲剧故事《十八春》及描写一个婢女的不幸遭遇和新生的中篇小说《小艾》。1950年,在夏衍的举荐下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由于对新中国的陌生和疏离感,促使她以继续完成学业为名,于1952年经广州过罗湖桥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并写作,为《今日世界》撰稿。1955年旅居美国,翌年与美国狂热的工产主义信仰的作家赖雅(Fedinand Reyter)结婚,用英文写作再现那个时代青年风俗画的《五四遗事》,并自译成中文。1961年先后到台湾和香港收集写作资料,为电懋影业公司写作、改编电影剧本多部。1967年赖雅去世,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邀,赴英国剑桥任短期住校作家。1970年应邀至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73年从柏克莱迁居洛杉矾专事写作和读书,离群索居,不见人,不接电话,不与外界来往,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她是个顽强的人,虽然如此“隐居”,写作并没有断,用她的话说,为了还自己的债,她必须写,因为从前自己曾给自己许下心愿。在她的阅读生活中,她喜欢沈从文和老舍的短篇,认为读过的那些都是很精彩的;她很敬重鲁迅,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而鲁迅之后,可惜这种传统便中断了。她也读过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威尔斯(H.G.Welles)的作品,尤其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通俗小说。1994年,她在台湾出版了散文集《对照记》,因此台湾第十七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给了她,另外还荣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1994年最佳书奖。为了这个奖,张爱玲终于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寄了一篇得奖感言《忆西风》,12月3日该报发表了她的这篇文章。这是时报“人间”副刊十年后第二次发表她的作品。这一篇小文令台湾文坛欣喜若狂。虽然我刚接到她拒收的信,但读到她的文章也使我十分激动。1995年5月台湾举办“张爱玲文学研讨会”,同时举办“张爱玲影展”,这标志着海内外读者和研究家、文学史家们对于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致认同。

她不喜欢父亲,也说不上对母亲有多少深挚的爱,但除了天赋,父母毕竟为她走上文坛搭起了最初的阶梯。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她虽然多年不在张爱玲身边,但就是她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会话、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还有曾和她母亲一同出国留学的姑姑,对她的人生教育及语言的“学习”和操练上,都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一是需要生活、生活的深厚积累和对于人生的认识,二是需要感情和同情心,三是需要知识——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张爱玲具有士大夫阶级和下层人各种生活的感性知识,既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天津和上海和香港的丰富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加之天赋,终使她在二十几岁惊动上海文坛。

她的一生,是在稿纸格子里跋涉的,有歇息,而没有停顿,有高潮低谷,而没有结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她的作品出版,计有小说集《传奇》(1944年,上海杂志社)、《传奇》(增订本;1947年,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85年,上海书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张爱玲小说集》(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金锁记》(1983年,香港女神出版社)、《张爱玲研究卷》(唐文标编;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多少恨》(1987年,花城出版社)、《回顾展1——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回顾展2——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散文集《流言》(1945年,上海中科公司;196B年,皇冠出版社,香港得益出版社)、《余韵》(1987年,皇冠出版社)、《都市的人生》(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对照记》(1994年,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长篇小说《十八春》(1951年,上海《亦报》出版社;198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8年,皇冠出版社)、《赤地之恋》(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怨女》(1968年,皇冠出版社)、《半生缘》(1968年,皇冠出版社;1987年,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上海《亦报》连载;198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散文小说集《张看》(1976年,皇冠出版社)、《红楼梦未完》,散文小说电影集《惘然记》(1983年,皇冠出版社)、《续集》(1988年,皇冠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太太万岁》(写于1947年,1989年5月 25日至30日连载于台湾《联合报》),红学论著《红楼梦魇》(197年,皇冠出版社),译著《国语〈海上花〉》)(1981年,皇冠出版社)、《老人与海》(1955年,香港中一出版社)、《无头骑士》(1955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选集》(选译;1955年,香港天风出版社)、《美国诗逊(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文逊(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欧文小说逊(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合译;1967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睡谷故事李伯大梦》(合译;同上)、《美国散文逊(合译;1968年,台湾友联出版社)、《鹿苑长春》(1969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及《张爱玲全集》(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张爱玲散文全编》(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另外,她还用英文写过一部小说,没有出版,准备译成中文;用中文写的描写军阀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尚未面世。

张爱玲不是多产作家。她那些不同名的《传奇》和各种小说集,大体上都是那若干短篇小说的不同重新组合。不过一位作家的成就与其作品的多寡并不划等号,其绝对价值是要看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张爱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用夏志清教授的话说,就小说创作之成就而言,她是鲁迅之后的第一人。夏教授的评价也许高了些,但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是适当的。

张爱玲的主要创作形式是小说,小说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短篇小说。《金锁记》是她的代表作。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她父亲是小麻油店铺的老板,出于势力目的,牺牲女儿,把她嫁给一个有钱有势门第高贵的官宦之家,但丈夫是个害了骨痨的病人。七巧正视这个不幸命运的安排。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死后,得到财产。虽然他们有两个小孩,但抽大烟的丈夫只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性生活上不能使她得到满足,这时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刚刚结婚的小叔子姜季泽。虽然平时他总爱沾花惹草,但面对伸手摸他的腿的嫂子七巧,却不越雷池一步。十年后,七巧死了丈夫和婆婆,她分到了家产,自立了门户。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多的时候,便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了。起初她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多少年了,她和他近不得身,原来也有今天。“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曹七巧这一转念,立刻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他一身。事实上七巧早把自己套在金锁里,爱与不爱一个样。但也许是一种回忆的甜蜜,或是深层的虚荣,她的心还是颤动了。“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被她骂跑了。她提着裙子慌慌张张跑上楼,“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生活把七巧“修炼”成一个变态的女人。当她在爱情方面失去一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她望着长白,“……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她一生没有幸福,也嫉妒别人的幸福,甚至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能有幸福。儿子长白是个大少爷,但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妻妾,由于自己的性欲不能得到满足,就嫉妒儿子,刻薄地挖苦他,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而深更半夜只能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残酷折磨下,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对女儿长安也一样,使女儿不能正常地去读书,只能为母亲牺牲,并认为这种牺牲是一种美丽,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个自卫的武器。她不愿意长安离开自己,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使长安也抽上了鸦片,直到三十还没有结婚。长安终于有了男友,订了婚,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还戒了烟瘾。可是过不了母亲这一关。七巧恶骂女儿不要脸,最后只能与男友解除婚约。她可以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女儿的幸福而没有丝毫的愧疚,这七巧的小小“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描写,显示出小说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半梦半醒中,闪过她一生里的许多回忆,人生原来是个酸辣苦甜咸的五味瓶。“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也许她在忏悔中睡去,或者还在忏悔之中。

1944年,傅雷以笔名雨迅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有着很高的评价,说小说的结构,节奏,色彩,有着最幸运的成就,作者利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完成了作品中成功的心理解剖。“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又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称她触及了血淋淋的现实。夏志清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张爱玲小说述评》)

《倾城之恋》写一个破落户之家的离婚女儿白流苏住在娘家被兄嫂无情地赶出家门后与一位世故的老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的故事。流苏唯一的生路是要找个人——生命的靠山。她结识了范柳原。“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心着最后的一些资本——一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白流苏在“情妇”的泥淖里滚了几个滚,最后由于香港的陷落,才使她摆脱了靠不住的命运,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平凡的大团圆——她和范柳原真的结婚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十年八年。”命运把他们驱赶到同一个方舟上,也只能如此地共患难了。傅雷评论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骄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但作者在描写刻画小民的社会心态与艺术表现上是成功的,小说毕竟是那个时代历史大树上一枝动人的风景。

傅雷对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部小说内容贫乏,作者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心理刻画,单凭想象,逞着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主人公“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另外小说的语言也袭用了连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厌恶的旧小说的滥调。傅雷很为这位天才青年作家惋惜,他觉得《连环套》不应该出自《金锁记》的作者之手,张爱玲没有理由倒退。当然那时的傅雷没有看到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就客观地说,对她的肯定、赞扬和批评都是爱护的。傅雷是张爱玲第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为了傅雷的这篇批评文字,张爱玲写作《自己的文章》予以还击。“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年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她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力是快乐的,美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把悲壮比作大红大绿的配色,把苍凉比作葱绿配桃红,而后者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人是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的。她只能表现这样一个时代,用她喜欢的参差对照的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现实一个启示。“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关于《连环套》,作者也进行了辩护,但许多年后,她在《张看》序言里,对这个夭折的长篇也诚恳地进行了检讨。这里大段引用,完全为了从中了解张爱玲的创作思想。《自己的文章》是研究张爱玲的一把钥匙。

婚姻与恋爱是张爱玲那个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用傅雷的话说,“遗老遗少和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挫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整个的社会都没有希望,每个人的心受着重压。在她的小说里也时时浸入一些轻松的笔调和俏皮的口吻,傅雷说这像磷火一样的闪烁让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

夏志清教授在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时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她能和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销售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本世纪抗日战争,其社会层面深刻而广远。无论古今中外,一个作家诗人,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作家,作品能够流传百世,成为人类文化的财富,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个人条件的。“时代”造“英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侧面。凡是张爱玲不受功利诱导而从艺术规律本身出发创作的作品多具有艺术的生命力。《秧歌》和《赤地之恋》尽管曾使有的评论家和读者痛快一时,把它们说成一朵花,其实政治终究不是艺术。批评家应该站在“艺术”的立场,那才是科学,才是真正研究家的艺术良心。不论哪一位作家,试图以创作解释、点化政治的,都不会成功。关于《赤地之恋》这部小说,她后来说过:“《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据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27页)我们检讨张爱玲创作中的某些作品所以能够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她真实地、历史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层面、一些活生生人物的命运和人性中的“原始”光辉之外,在技巧上和语言上都表现出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的水平。诚如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她的小说细致、忠厚、平淡而近自然,应该说小说就该具有这种品格。夏志清教授还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她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就中国而言,张爱玲在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承上启下之功。她的《金锁记》、《茉莉香片》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

有人说“苍凉、荒远、淡漠,一直是张爱玲的写作风格;自嘲、讽喻、调侃也始终是她的笔路。”又说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乱的倒影。这些观点不无道理。“苍凉”是张爱玲最喜欢用的一个中文词汇。她的童年、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日后的人生道路确实布满了苍凉,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不是苍凉的。但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1944年6月《天地》)文章虽短,却透露出作者“人性”道德中的光辉。

张爱玲远离祖国,却是一个走过乱世的爱国者。她一生写小市民的心态、坎坷命运,表现社会群体中同历史纠缠得最紧的那部分人的故事。她爬过的格子成为历史的碑文,横在东方的天空下,述说悲凉而苍老的文化。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云彩的人民……

一切已经过去。我们的文星已经在中国大陆再度亮起。二十世纪的“张迷”就要走进二十一世纪。这时候,——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张爱玲踏着明月,独自梦回上海滩,——用热泪洗刷那些苍凉的记忆,让东方的最新风景涤荡自己孤独的情怀……

1995年3月27日——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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