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写回忆录

粉碎“四人帮”之后,茅盾复出。被迫搁笔十二年之后,他写作的热情像火山喷涌。

《周总理挽诗二首》、《迅雷十月布昭苏》、《满江红·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鲁迅研究浅见》、《老兵的希望》、《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等诗词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出来。

1977年初,一桩经过一年时间酝酿的大规模写作计划,在茅盾脑海中成熟了。这就是:

写回忆录。从1896年7月4日诞生之日起,茅盾已度过八十个春秋;如果从1916年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算起,他也已走过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道路。在回忆录的序里有这样一些话:“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

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

茅盾的不少朋友如沙廷艾芜、田苗等人,也希望他早日把回忆录写出来。

然而,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在致田苗的信里写道:“写我一生经过的事,此事想想不难,哪知一动手,才知道要找许多旧书、报来核实,那就费事了。”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又没有专门的助手。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写信给予有关的领导同志,请求给予他以帮助。1978年7月19日,茅盾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周而复写信说:“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阅

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确良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之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宜。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跤之后果。”

信中所写的“在卧室中摔了一跤“,是指7月7日夜里发生的事。他是习惯于独宿的,那天晚上由于服安眠药过了量,半夜起床小解时,因头晕、脚软而摔倒了。他不愿意深夜叫醒别人,而是自己用双手撑持着身体,一寸一寸地挪到床前,但是却站不起来,挣扎了约摸一个钟头,最后总算抓住床栏,撑起身躯爬上床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还坚持写作。

后来,韦韬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有了助手,查找资料的事可以让儿子去做了。而写作,他仍然亲自握笔,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

有些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抓住机会核对记忆中的人名、事件。有一天,阳翰笙来探望他,还没谈上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阳翰笙答道:“有,是《中央日报》的主编。“他又问:“那人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对方回答:“是,是同一个人。“阳翰笙告别后想,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后来才明白:“是在思考他的回忆录,是在核对他记忆的人和事是否准确。他对工作、对创作这样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实在令人感动。”

又有一天,孔罗荪去盾他。他要孔罗荪替他查一查:黎烈文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

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持《中流》?孔罗荪便找当年在上海、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的文学史家唐涛,弄清楚了告诉茅盾。

还有一天,葛一虹来拜访茅盾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极其偶然也写点旧诗。“他看到葛一虹带来他们几个在1946年游西湖时拍的照片,有茅公和夫人孔德止,还有洪深、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和他自己。看到一张在西泠印社拍的合影,茅盾拿起细细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葛一虹说:“那次相偕上市场习金华火腿,您指给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您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

归途中,您还说怎样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茅盾笑了。送葛一虹走时,看到孙女儿在玩,茅盾好像被什么事触动了,又问葛一虹:“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信住重庆,是不是?“葛一虹说确有此事。那是葛一虹在1942年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盾夫妇去看望他,交给他一封给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他务必尽快妥交转去。葛一虹告诉茅盾:“寻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茅盾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为了查找或核实材料,茅盾还发信到各地,请亲戚、朋友们帮助。如上海的越清阁就接到茅盾的信,要她帮助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几个历史时期,他们同客一地的某些文艺活动情况。赵清阁为此写道:“他记不清了,我也印象模糊,而我被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而感动,就代他从旁不解,力求准确符实,然后提供他参考。”

楼适夷说,每次与茅公见面,常谈起他在写的回忆录。显然,“他准备以晚年的岁月,全力完成这部最后的力作。为了写作,许多活动他不参加;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游览与休息。但有时也表示,为不少的访问与约请而感到苦恼。”楼适夷劝他到外埠找个幽静的地方去写,或可排除一些干扰。茅盾对他说:“不行,我身边有带不走的大堆大堆的资料,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搜觅补充,去外埠是不方便的。”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茅盾写回忆录,不是随想随写,也不是口头说说,用录音机录下,让秘书去整理,盾一遍就完事,而是预订详密的规划,搜足所需的资料,甚至五六十年前的文学资料,也一点不漏下,必须请人天南地北找回来,然后仔细查阅,才一笔不苟地动手去写。“这是他一生中始终一贯的对写作的谨严作风。直到成为一位八十老翁,而仍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长期以来,茅盾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清晨醒来,就考虑一天的工作。七点起床,早饭后略事休息,九点开始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工作到十一点结束。如感到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片刻,然后再起来写。下午,则常常从三点写到五点;或者翻看书刊,查找资料。

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但他写作的地方却是卧室。他患有老年性气喘病,一旦发作,上气不接下气,难过得很。在卧室写作,可以免得从卧室走到书房相起气喘。此时,他的一切都服从了写作回忆录。

茅盾睡的是一张单人铁床。床上是简单的被褥、枕头。为了免得花时间寻找,床脚边的铁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裤带,大多是中式编织的,有白的、黄的、灰的;有细长的、粗圆的,还有扁平条形的,等等,根据四季穿的不同中式裤子,他顺手就拿到所要的那根裤带。

单人铁床这边是他写作用的书桌。上面放着《鲁迅年谱》和其它参考书,里面夹陆许多灰黄色的小长纸条。桌子前面放着六七支钢笔。晚年他不用毛笔写稿子,改用钢笔。稿纸上的钢笔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遒劲,写得一笔不苟,仿佛字字千钧。

有一天,周而复来,见茅盾躺在床上喘着气,就阻止他起来。

“老了,身体不行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不行。”他呼吸销均匀些,就对周而复你声地说。

“现在你一天平均能写多少字呢?”周而复问。

“不过几百字。”

“是不是等身体好一些再写?”

“不,趁我现在能写的时候快一点写出来。”

“可是身体健康也要好好注意啊!”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不要紧。”

周而复想起他过去在卧室里摔过跤,便劝他让一位年青的家属在外边书房里陪住,以便早晚有什么事好照顾他。

“我爱安静,看收写作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身边走动,那会打扰我的思考的。”茅盾微微摇了摇头说。

“白天你看书写作的时候怕人打扰,可以不要人陪,晚上让你孩子睡在外边,有什么事可以照顾你。”

“也不需要。我晚上睡不好,吃了安眠药,只睡到半夜便醒了,起来上厕所,再服一片安眠药,躺下去过一会儿,才可以再睡两三个小时。我的睡眠是分段的,外界一打扰,就睡不好觉了。”

“那你半夜曾经摔过跤,没人照顾你也不好。”周而复提醒他。

“不要紧,有事,我可以揿铃。”

茅盾说,外边书房东边墙上有一个电铃,听到铃声家里人就到后院来看他。床头也有一个电铃,睡觉时有什么事,就揿这个电铃。

“如果摔跤了,你怎么揿铃呢?”

“也有办法,”茅盾笑了笑,指着床脚说:“那儿也装了一个电铃,线很长,摔在地上就揿那个电铃。”

周而复果然看见一个电铃挂在床脚那儿,不由心里激动起来,他想:“茅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地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的书桌便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世界。他的书桌是他的亲密战友,倾听沙沙写字的声音,偷听他的思想,分离他写完一篇又一篇伤口的喜悦,也洞悉他撕毁原稿的心情。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后,茅盾的体质明显下降,在四个月肿,因肺部感染边疆住了两次医院。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不忘写作《回忆录》写了篇序,其中有:“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面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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