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孤寂岁月

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东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二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玻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忱,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蜩餐露非高洁,

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

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

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

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仅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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