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培育文学新人

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盛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蟹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雹平庸,大家总是能对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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