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谱》问世后,曾陆续收到不少老前辈、新朋旧友、海内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信,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同志还期待我们再接再厉,为郭老写传。我们的老师许杰先生也曾诙谐地说:“这是你们的头生子,今后要多生几个才好哇!”老师的教诲、朋友的厚望使我们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扎扎实实地苦干,自己的劳动成果终究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并对他们有所裨益的。这个信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所以当几家出版社邀约我们写郭沫若传,或评传,或文学传记时,我们便又跃跃欲试,最后决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一项,即《郭沫若传》,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订了合同。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曾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的传记。大凡名人逝世后,总会有人为之树碑立传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抢着为他们挥舞生花妙笔了。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郭老的一生时间跨度大,从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如同一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腾跃的蛟龙,闪亮的鳞片间免不了夹带些许这样那样的泥沙,这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诚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员名将,一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感情流动的波痕,以发展的观点统观全过程,同时又不能忽视各个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门就满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来的行动的确证实了他的誓言,不过也不可否认其步履维艰,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颓唐,也曾一度孤寂、懊丧、徬徨。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其实也不必讳言。他曾以歌德自况,周扬同志也说他是中国的歌德,这倒并非溢美之词,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传主思想变迁纷繁复杂,生活道路久远宽广,文章学问博大精深,凭我们有限的才识,显然难于为他绘就细巧逼真的画像。我们只想以粗大的笔触为他全身勾勒一个轮廓,有时又借助一点细腻的描绘以表现他的性格,这里免不了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图用事实说话,尽量少发甚至不发议论。如果这样做能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们也就满足了,然而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这只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多蒙前辈、师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黄定慧、饶鸿竞、应义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伟江、宋彬玉、方如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为拙作《郭沫若年谱》题签书名,结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无意见,竟又慨然允诺为本书题签,之后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了,因而本书的出版,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诚挚的纪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同志为了推动本书的写作,曾陪同我们去沙湾、乐山、重庆寻访郭老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旧迹,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感性材料;还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杨华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内山篱、小野寺和子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龚济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一邨17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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