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教胡子婴写小说

重庆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是一栋精巧的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两个青年店员,楼下一层住的是茅盾夫妇。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茅盾正在修改“突兀文艺社”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习作。

她妻子听到“笃笃”的叩门声,放下手中的针线去开门。

“哦,是你呀!”她一边请起家来客进屋,一边欢声向丈夫喊道,“雁冰,你看谁来了!”

“沈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来客是一位清秀端丽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向茅盾打招呼。

“啊呀,胡子婴!认识,认识,老朋友了。”他忙起身让座,叫妻子沏茶,拿粮果、糕点,招待客人。

茅盾和妻子在“五卅”运动前一年就认识胡子婴了。那时,她才十六七岁,不认识字,在一个工厂做工。徐梅坤带她来到茅盾家里,她很拘束,但是茅盾从她那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中,发现了聪慧和机敏。这以后,她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茅盾知道她除了参加工人运动,也勤奋地补习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徐梅坤被捕入狱,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茅盾从日本回国,再与她见面时,胡子婴已以是章乃器的夫人。她谈吐举止雍容大方,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抗战初期,她以章乃器夫人的身份参加救亡运动,和宋庆龄的关系密切。前两年,茅盾听说她和章乃器分手了,自己独立地从事经济活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乡间小屋来的呢?”茅盾问胡子婴。

“春风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我这个墨水匠,能帮你这个女能人的什么忙哟!”

胡子婴说她住在重庆,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谈论抗战形势和祖国前途。在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深深感到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只有萎缩,很难生存。要使民族工商业发展,必须先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洗涤剂上的自由。许多朋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作了不少报告。

“我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文艺武器来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由于我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我很想写一部小说,表现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您是写过《子夜》的大作家,可得帮帮我啊!”胡子婴恳挚地向茅盾提出要求,眼里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色。

“噢哟,原来您是想跟我们作家争夺饭碗呀!”茅盾开玩笑说,“不过,我是非常欢迎你来‘夺’这个饭碗的。现在,文艺战线的兵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是老朋友,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这可太好了,你肯收我这个徒弟,我先谢谢您!”胡子婴站起身,向茅盾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天不早了,吃过饭你们再慢慢谈好不好?”孔德沚对二人说。

“好,好。子婴,我们这里就一间房,虽说已搭了两张床,还好再搭一张,你就住下来,我们从长计议吧。”

晚饭后,茅盾替她搭好床,又和妻子一起为她铺好被褥,还拿出苹果,削好递给她吃。胡子婴被感动了,她想不到一个闻名中外的大作家对朋友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这样真诚热情地招待,于是也就毫无拘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写小说,在我头脑中已酝酿很久了,常常感到一股冲动,使我跃跃欲试。但是,我虽看过不少小说,却从未写过,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写呢?”

茅盾燃着一支香烟,热情地说:“你想借这个题材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创作意图很好。你又有这方面的真切感受和第一手素材,这部小说,你一定能写成功!”

“哎呀,你先别给我打保票了,还是教我这个徒弟怎么写吧。”胡子婴急切地说。

“别急,别急,我说给你听。”

茅盾一向反对初学写作者从各种《小说作法》中寻找创作的捷径,然而他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解“小说作法ABC”,想把创作的基本方法一下子灌输给胡子婴。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半夜。第二天,茅盾又和她谈了整整一天一晚。

茅盾说,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在开头把布局搞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全部上场,在读者眼前出现许多陌生人物和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悬念,使读者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时,才逐步弄清楚第个人物的面目、性格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你的《子夜》就是这样写的吧?”胡子婴问。

“《子夜》还不是好的例子。”茅盾继续说:“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他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场的。书中上百名的人物,开篇时使读者眼花缭乱,逐章看下去,渐渐明朗,进入胜景。”

他又把另一种方法告诉胡子婴:一开始只是把一、二个主角介绍给读者,用简单的事件开始,逐步开展,引出一个人数众多、情节复杂的宏大场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就是一例。小说一开始只是写安娜在铁路上的遭遇,由此引伸开来,出现了情节复杂、场面壮丽的故事。

第三天早上,胡子婴怀着充实和高涨的创作激情,返回重庆市区。

茅盾对妻子说:“我不知道她究竟理解了多少,我讲的那些对她有没有用,也不清楚。”

“我看有用!”妻子说,“不管怎样,子婴的创作勇气,是被你鼓动起来了。”

隔了两个多月,胡子婴又一次来到唐家沱,小心翼翼地交给茅盾一厚叠稿子。

茅盾笑着接过来,在手中掂了掂说:“好重,多少万字?”

“五万多。这是我的第一次作业,您要多批评呀!”胡子婴愉快地说,她想,自己终于把小说写了出来,经过茅盾的指教,再作局部的修改就可以了。

茅盾让妻子陪她聊天,自己坐到桌子前阅读稿子。他觉得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血,作品主题明确,故事也有头有尾。然而,这小说的最大毛病是人物苍白,缺乏个性,只是一种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正是写小说的大忌。看来,这小说必须推倒重写。但她受得了吗?

又想:相信她经受得住,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沈先生,您看完了吗?”胡子婴微笑着问,流露出期望得到赞许的眼光。然而,她却听到茅盾说:“这不是小说,这只是政治口号加上些艺术的形容。”

茅盾看到这位女作者脸上闪过惊愕而又失望的神色,便诚恳地向她指出这部稿子所以不能为小说的原因。而且决断地说:“必须重新写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在为从这初稿看,你有生活,你有激情,你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你还不善于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还不理解小说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他详细地谈了修改意见,并且特别提醒她:“不要企图在初稿上修修补补,而要重新写过,这样可以放开来写,把环境写真,把人物写话。子婴,拿出你创办企业的那种勇毅精神,这部小说必定能写好!”

胡子婴辞别茅盾,又去拜访了曹禺,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和鼓励。

她从头写起,写了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

茅盾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上唐家沱的女作家、老朋友。他把全稿浏览了一遍,看出这是以章乃器为模特儿的。书中也可以见到胡子婴自己的影子。他对胡子婴说:“很好,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只要再作些修改就成了。”

孔德沚对丈夫说:“你就帮子婴改改吧。”

茅盾对胡子婴说:“还是你自己来改,你能改好。我给你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供你参考。你把书稿留下,我再仔细看看。”

胡子婴走后,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自己的小说,对这部稿子逐字逐句地考虑起来。

为了尊重作者他没有直接在原稿上改动,而是另用稿纸写上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

茅盾觉得小说主人公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发家办起企业,与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相比较,缺乏典型意义。主人公的性格刚愎自用,这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不典型。

那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是容易动摇,习于苟安。但是,他考虑到胡子婴是以章乃器作为模特儿的,而这些特点正是章乃器所有的,因此就没有提出要作者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

一个星期后,茅盾进城去,把书稿和修改意见交给了胡子婴。

她没有想到茅盾写的修改意见竟有几十张稿纸,像是一本小书。老作家对她的书稿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深刻、详尽,使她除了发自内心的金价佩和感激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

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很大的修改。

茅盾看了第三稿,对胡子婴说:“现在这一稿只需要作些文字上的加工了,假如你同意,就由我来作这最后的润色吧。”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太谢谢您了!”

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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