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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