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与日兵周旋

在高粉的同事阿陈和小林的帮助下,茅盾一行八人离开了舞校,将他们的战时“大家庭”搬进香港中环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旅馆里的房客很少,显得空洞洞的。他们都挑选了二楼的房间,认为上面还有四层钢筋水泥的楼板,而且背向九龙,不必害怕日本军的炸弹和炮弹。

“亏得昨晚上有那个小炮弹掉在屋顶上,倒把我们轰到这好地方来了。”茅盾幽默地说。戈宝权则担忧地问:“可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消遣呵?”茅盾惋惜地说:“我把那本《元曲逊丢在跳舞学校了,要不然还好解释闷。”

叶以群建议小高去租一副麻将牍牌给大家玩玩。

这一晚,茅盾他们在席思上睡了个好觉。清晨醒来,四周异常寂静。一会儿,从街上传来清脆的木屐声。接着又听到几声吆喝声。

叶以群扣着衣扣走到茅盾身边,轻专声说:“刚才在马路上吆喝人的,好像是日本人!”

“哦──”茅盾一怔:难道不知不觉中,香港就换了主人么?

茅盾和叶以群踅到“骑楼”外往下窥看,果然一个日本兵正持枪站在“骑楼”下面。他想,昨晚阿陈说海军码头的英军和印军已经放下武器,但是香港政府投降的谈判还在继续,想不到只一夜日军就占领了香港!这实在太突然了。他又哪里想得到,香港政府在12月25日这个欧美人的盛大节日圣诞节,会在扯旗山上扯起了白旗,仅仅经过十八天,就投降了。

早饭后,阿陈来关照他们:“静坐房中,少抛头露面。我会说日本话,有什么事我来对付。”茅盾等人都认为这话有理,可不要他们寺庙里的和尚那样“静坐”,却感到为难。

于是,他们推起了麻将。又因为旅馆里不供应水,大家就轮流着到街上旋开的消防龙头处“抢水”。

两天来,茅盾从楼窗里看见日本人和汉奸开着“宣传列车”,吹吹打打在街上游行,一些“市民”拿着小纸旗,零零落落地喊着什么“欢迎皇军”的口号。还看见汉奸们在对街的在同酒家开“庆祝会”,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进进出出。他想,这大概是准备招待“皇军”的。

唉,无耻呵!

叶以群从外面探听消息回来说,湾仔一带十分混乱,日本兵和伪军污辱了不少良家妇女。而最使人们害怕的谣传是:日本侵略军将于元旦举行战胜仪式,从元旦起,“放假”三天,准许官兵自由行动。

“哎呀,这可怎么好呀?”茅盾妻子说,“你们快想办法,先把小高藏起来。”

这时,阿陈走来,对高汾说:“小高,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安全的地方。”他通知大家,日军要征用旅馆,但他正设法免征;如果不成功,全部旅客就得搬走。不过他又答应茅盾等人,若是找不到地方住,就作为他们旅馆的职员和职员家属,混过一两天再说。

他去拿来几套旅馆职员的制服,让他们在必要时换上。

经过阿陈与日军交涉,日军征用了旅馆的一半房间。茅盾等人住的房间恰恰在外。

但他们怕日兵来找麻烦,就在大房间的客厅里摆开一桌麻将牌,戈宝权穿上旅馆职员的制服,叶以群在旁观战,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成为一局。

在哗哗的麻将声中,茅盾说:“要是日本兵闯进来,大家要镇定,我们不妨‘欢迎’他们加入‘战团’。日本人见了麻将就舍不得走开,麻将俱乐部在日本到处都有的。”宋之的点头赞成。茅盾又指着叶以群向大家建议:“以群的日本话很好,我们推他做‘对敌工作者’,授以全权,相机应付,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叶以群也笑着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就玩起了麻将牌。

果然不出所料,才打了三圈多,一高一矮的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站在麻将桌旁叽叽咕咕,不肯走开。

茅盾看这两个日本兵满口酒气喷人,都有六七分酒意,究竟不会依仗酒兴来一次“宣扬王道”呢?他实在有点担心。但他仍然按照事先所约定的,和另三位牌友自顾自地认真打牌。

叶以群也用安闲的口气向他俩招呼:“懂得么?也很喜欢吗?”

两个日本兵听见叶以群会说日语,顿时笑逐颜开,说他们喜欢,可是在本国时没有玩过;他们是乡下人,乡村地方还不大通行这种玩艺儿。

叶以群翻译给茅盾、宋之的等人听。茅盾也和他俩开玩笑道:“我们来做老师吧,这玩艺学起来不太难。”他让叶以群翻译给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听了傻乎乎地笑着,坐在牌桌旁看起来。其实这两个日本兵是懂得麻将牌的。他们一边看一边问叶以群牌是哪里来的,还问了其他的一些话。叶以群有时回答,有时装作听不懂,支吾其词应付着。

坐在宋之的妻子斜对面的那个高个子日本兵,老拿醉眼朝她看,她感到如坐针毡,待一圈牌打完,便借口照顾小孩,起身走开。牌局暂停。高个子日本兵问:“为什么不玩了?”

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出去了。

“好危险哪!”茅盾妻子轻声喊道。

“刚才那个不肯走的日本兵不得不走,是因为另一个警告他,点名的时间快到了,要看打牌回头再来。”叶以群说。

茅盾感一打不下去吧,可能招来更多的日本兵,会出麻烦;不打下去,要是两人再来,他们会借故生事,也要弄出麻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之的妻子说:“和豺狼同居,终究不能够安逸的,最好趁早搬家。”宋之的也说:“对,这是一了百了。”

大家计议了一番,决定化整为零,分头出发,各找地方,谁先找到谁先搬,分散后仍要保持联系。

1941年除夕那天,他们都搬出去了。茅盾在叶以群的照料下,移住到一家挂着“大同旅馆”招牌的三等小旅馆里。虽然这里的设备差,但却因其小而不为日军注意。他们的房间外面是“骑楼”。茅盾挑起遮阳的帆布往外看:月明如昼,海水犹如白银闪烁,没有轮渡,没有舢板,没有……;远处有两三个油池燃起冲天的烟柱,纯黑色,有时转为殷红,却看不见火焰;“骑楼”下面是干诺道,平时很热闹,现在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一排短的铁丝网在地上描出淡淡的黑影。

“香港完了──”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听声音,茅盾知道他是旅馆中那个来乍上海虹口的茶房。他转过脸,看见一双阴凄凄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遮阳的灰色帆布。

“几时可以回上海?”

那茶房自言自语的声音,却使茅盾听了毛骨悚然。

“你想回上海么?上海也不会比香港好些。”

茶房讷讷地说:“唉,先生,全是战争敲破了我的饭碗。我在虹口有多好!到了香港,失业一年多,才托人介绍到家旅馆做茶房,哪知道又碰上触霉头个打仗。前几天老板已经不管我们饭了,幸好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恳求,老板才答应把你们预付的二十元房钱让我们买米。可是二十元钱能吃几天呢?我们同伴有五个哪,只好一天两顿粥。”

“过一个时期旅馆还是要开的。”茅盾想不出安慰他的话,只能这样说。

“香港死了,活不转来了。”茶房颓丧地喃喃自语,摇着头,趿着木屐走出“骑楼”。

看着他的身影,茅盾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战争才二十多天,这家旅馆老板连茶房的伙食也不管了!不过他又回过来想:那旅馆老板或许也是可怜的吧?在战争前,这样的旅馆本来就靠着一些熟客维持开销,老板未必有多大的资本。停业三个星期,他自然要叫苦连天了。

茅盾夫妇在这个“大同旅馆”住到第四天,叶以群便为他们在西环找到了一处安全的住房。那个上海茶房在算帐时可怜地说:“先生,你们怎么要走呢?可是我们招呼不周到?

我们不敢怠慢你们,只是日本人把香港弄死了。先生和太太还是住在我们这里吧,别的旅馆也一样,换来换去还不是半斤八两?”

面对这热心的茶房,茅盾很感动,但是爱莫能助。他们预付了二十元房钱,只住了四天,照讲还结余很多,应找还。但是,当他看见那茶房递上帐单的手在发抖时,他想起这几天看到茶房们每天吃两餐粥,下饭的只是一小碗咸菜。于是他拿起帐单看了一眼,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票,连同帐单一起交给那个茶房。“都给你们做小账吧。”茅盾说过,转身就往大门外走,他感到一阵酸楚正涌上鼻子。

“谢谢先生,太太!”那茶房感激地说。

茅盾似乎觉得对不住这旅馆中正忍受饥饿威胁的茶房。他对妻子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不能在大同旅馆多住几天。这次以群为我们租的房子,二十五元一月,但是恐怕也不会住满,说不定也只住四五天,我们就要离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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