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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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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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卜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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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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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拢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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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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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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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空·星空》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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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空·洪水时代》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十二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龋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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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沫若和他的伙伴们尽力扶植青年作者,他们还通过《创造社启事》,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召唤广大文学青年一同来耕耘他们的园地: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象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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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阳春已到绚烂的时分,百草竞秀,万木繁枝,创造社也愈加生机勃勃,似要抽发出新的枝条。沫若与仿吾和达夫多次商量,拟办《创造周报》,和季刊结为姊妹,“姊姊”偏重于创作,“妹妹”则偏重于翻译和评论。然而鉴于人手短少,一时很难定出发刊的时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沫若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仿吾的卧室,一进门就乐滋滋地说:“喂,把我们的周报干起来吧!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急不可耐地扑在仿吾的书桌上写起来。仿吾见他头发蓬松而散乱,知道他早晨起床后没顾得上梳洗就外出办事去了,现在这样告白,正说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错,在我们的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办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①两位心贴心的挚友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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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说干就干,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创造周报》创刊号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沫若借发刊词说话,指责“上帝”在所谓“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滥贪懒,把人类制作得“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进而宣称“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就要从“上帝”偷闲的“第七天上做起”。由发刊词的意思,周报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实际上周末即可见报。从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荆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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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榷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创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这时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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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1941年第6期。

尽管沫若对文学倾注了全部的爱,可是在文学不值一钱的旧中国,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单靠饮书局的薄醴实在难以度日,安娜无法处之泰然。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的费用却无着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针毡,不得不又一次劝丈夫开业行医,然而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安娜是个要强的女人,她决计回到日本去设法进产科医院实习几个月,然后重来上海,或许可以寻到生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索性连儿子也都带走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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