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英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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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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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球,我的母亲7,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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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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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舰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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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埃”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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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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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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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榷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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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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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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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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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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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潮中拍浪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浪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潮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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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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