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多鼠斋与贫血

一、多鼠斋杂谈戒酒

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儿。因吃酒,我交下许多朋友——这是酒的最可爱处。大概在有些酒意之际,说话作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人或者只在“喝了”之后,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一点锋芒或“谬论”——这就减少了我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

自从在社会上作事至今的廿五六年中,虽不记得一共醉过多少次,不过,随便的一想,便颇可想起“不少”次丢脸的事来。所谓丢脸者,或者正是给脸上增光的事,所以我并不后悔。酒的坏处并不在撒酒疯,得罪了正人君子——在酒后还无此胆量,未免就太可怜了!酒的真正的坏处是它伤害脑于。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诗人赠另一位诗人的夸大的谀赞。据我的经验,酒使脑子麻木、迟钝、并不能增加思想产物的产量。即使有人非喝醉不能作诗,那也是例外,而非正常。在我患贫血病的时候,每喝一次酒,病便加重一些;未喝的时候若患头“昏”,喝过之后便改为“晕”了,那妨碍我写作!

对肠胃病更是死敌。去年,因医治肠胃病,医生严嘱我戒酒。从去岁十月到如今,我滴酒未入口。

不喝酒,我觉得自己像哑吧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啊,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可是,不喝也有好处,肠胃舒服,脑袋昏而不晕,我便能天天写一二千字!虽然不能一口气吐出百篇诗来,可是细水长流的写小说倒也保险;还是暂且不破戒吧!

戒烟

戒酒是奉了医生之命,戒烟是奉了法弊的命令。什么?劣如“长刀”也卖百元一包?老子只好咬咬牙,不吸了!

从廿二岁起吸烟,至今已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这廿五年养成的习惯,一旦戒除可真不容易。

吸烟有害并不是戒烟的理由。而且,有一切理由,不戒烟是不成。戒烟凭一点“火儿”。那天,我只剩了一支“华丽”。一打听,它又长了十块!三天了,它每天长十块!我把这一支吸完,把烟灰碟擦干净,把洋火放在抽屉里。我“火儿”啦,戒烟!

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廿多年的习惯如此。这几天,我硬撑!我的舌头是木的,嘴里冒着各种滋味的水,嗓门子发痒,太阳穴微微的抽着疼!——顶要命的是脑子里空了一块!不过,我比烟要更厉害些:尽管你小子给我以各样的毒刑,老子要挺一挺给你看看!

毒刑夹攻之后,它派来会花言巧语的小鬼来劝导:“算了吧,也总算是个作家了,何必自苦太甚!况且天气是这么热;

要戒,等天秋凉,总比较的要好受一点呀!”

“去吧!魔鬼!咱老子的一百元就是不再买又霉、又臭、又硬、又伤天害理的纸烟!”

今天已是第六天了,我还撑着呢!长篇小说没法子继续写下去;谁管它!除非有人来说:“我每天送你一包‘骆驼’,或廿支‘华福’,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我想我大概不会向“人头狗”和“长刀”什么的投降的!

戒茶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种,爽性快快的死了倒也干脆。

谈再戒什么呢?

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而有点油肉相佐,使我绝对相信肉食者“不鄙”!若只此而戒除之,则腹中全是平价米,而人也决变为平价人,可谓“鄙”矣!不能戒荤!

必不得已,只好戒茶。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

茶本来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卅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长一倍呢!

恐怕呀,茶也得戒!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须戒!

猫的早餐

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

没法不养只猫子了,虽然明知道一买又要一笔钱,“养”也至少须费些平价米。

花了二百六十元买了只很小很丑的小猫来。我很不放心。单从身长与体重说,厨房中的老一辈的老鼠会一日咬两只这样的小猫的。我们用麻绳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我们很怕咪咪会活不成的,它是那么瘦小,而且终日那么团着身哆哩哆嗦的。

人是最没办法的动物,而他偏偏爱看不起别的动物,替它们担忧。

吃了几天平价米和煮包谷,咪咪不但没有死,而且欢蹦乱跳的了。它是个乡下猫,在来到我们这里以前,它连米粒与包谷粒大概也没吃过。

我们只觉得有点对不起咪咪——没有鱼或肉给它吃,没有牛奶给它喝。猫是食肉动物,不应当吃素!

可是,这两天,咪咪比我们都要阔绰了;人才真是可怜虫呢!昨天,我起来相当的早,一开门咪咪骄傲的向我叫了一声,右爪按着个已半死的小老鼠。咪咪的旁边,还放着一大一小的两个死蛙——也是咪咪咬死的,而不屑于去吃,大概死蛙的味道不如老鼠的那么香美。

我怔住了,我须戒酒、戒烟、戒茶、甚至要戒荤,而咪咪——会有两只蛙,一只老鼠作早餐!说不定,它还许已先吃过两三个蚱蜢了呢!

最难写的文章

或问:什么文章难写?

答: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最难写。比如说:邻居二大爷年七十,无疾而终。二大爷一辈子吃饭穿衣,喝两杯酒,与常人无异。他没立过功,没立过言。他少年时是个连模样也并不惊人的少年,到老年也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至多,我只能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文人的灾难来了!二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官居某机关科员——送过来讣文,并且诚恳的请赐挽词。我本来有两句可以赠给一切二大爷的挽词:“你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可是我不敢用它来搪塞二大爷的科员少爷,怕他说我有意侮辱他的老人。我必须另想几句——近邻,天天要见面,假若我决定不写,科员少爷会恼我一辈子的。可是,老天爷,我写什么呢?

在这很为难之际,我真佩服了从前那些专凭作挽诗寿序挣饭吃的老文人了!你看,还以二大爷这件事为例吧,差不多除了扯谎,我简直没法写出一个字。我得说二大爷天生的聪明绝顶,可是还“别”说他虽聪明绝顶,而并没著过书,没发明过什么东西,和他在算钱的时候总是脱了袜子的。是的,我得把别人的长处硬派给二大爷,而把二大爷的短处一字不题。这不是作诗或写散文,而是替死人来骗活人!我写不好这种文章,因为我不喜欢扯谎。

在挽诗与寿序等而外,就得算“九一八”,“双十”与“元旦”什么的最难写了。年年有个元旦,年年要写元旦,有什么好写呢?每逢接到报馆为元旦增刊征文的通知,我就想这样回复:“死去吧!省得年年教我吃苦!”可是又一想,它死了岂不又须作挽联啊?于是只好按住心头之火,给它拼凑几句——这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说到这里,相应提出:“救救文人!”的口号,并且希望科员少爷与报馆编辑先生网开一面,叫小子多活两天!

最可怕的人

我最怕两种人:第一种是这样的——凡是他所不会的,别人若会,便是罪过。比如说:他自己写不出幽默的文字来,所以他把幽默文学叫作文艺的脓汁,而一切有幽默感的文人都该加以破坏抗战的罪过。他不下一番工夫去考查考查他所攻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只因为他自己不会,便以为那东西该死。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我怕有这种态度的人,因为他只会破坏,对人对已都全无好处。假若他作公务员,他便只有忌妒,甚至因忌妒别人而自己去作汉奸;假若他是文人,他便也只会忌妒,而一天到晚浪费笔墨,攻击别人,且自鸣得意,说自己颇会批评——其实是扯淡!这种人乱骂别人,而自己永不求进步;他污秽了批评,且使自己的心里堆满了尘垢。

第二种是无聊的人。他的心比一个小酒盅还浅,而面皮比墙还厚。他无所知,而自信无所不知。他没有不会干的事,而一切都莫名其妙。他的谈话只是运动运动唇齿舌喉,说不说与听不听都没有多大关系。他还在你正在工作的时候来“拜访”。看你正忙着,他赶快就说,不耽误你的工夫。可是,说罢便安然坐下了——两个钟头以后,他还在那儿坐着呢!他必须谈天气,谈空袭,谈物价,而且随时给你教训:“有警报还是躲一躲好!”或是“到八月节物价还要涨!”他的这些话无可反驳,所以他会百说不厌,视为真理。我真怕这种人,他耽误了我的时间,而自杀了他的生命!

对于英国人,我真佩服他们的穿衣服的本领。一个有钱的或善交际的英国人,每天也许要换三四次衣服。开会,看赛马,打球,跳舞……都须换衣服。据说:有人曾因穿衣脱衣的麻烦而自杀。我想这个自杀者并不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忍耐性使他们不会厌烦“穿”和“脱”,更不会使他们因此而自杀。

我并不反对穿衣要整洁,甚至不反对衣服要漂亮美观。可是,假若教我一天换几次衣服,我是也会自杀的。想想看,系钮扣解钮扣,是多么无聊的事!而钮扣又是那么多,那么不灵敏,那么不起好感,假若一天之中解了又系,系了再解,至数次之多,谁能不感到厌世呢!

在抗战数年中,生活是越来越苦了。既要抗战,就必须受苦,我决不怨天尤人。再进一步,若能从苦中求乐,则不但可以不出怨言,而且可以得到一些兴趣,岂不更好呢!在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麻烦中,食最不易由苦中求乐,菜根香一定香不过红烧蹄膀!菜根使我贫血;“狮子头”却使我壮如雄狮!

住和行虽然不像食那样一点不能将就,可是也不会怎样苦中生乐。三伏天住在火炉子似的屋内,或金鸡独立的在汽车里挤着,我都想掉泪,一点也找不出乐趣。

只有穿的方面,一个人确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战后,由家中逃出,我只带着一件旧夹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这三袍不够四季用的,也不够几年用的。所以,到了重庆,我就添置衣裳。主要的是灰布制服。这是一种“自来旧”的布作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可是,这种衣服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这种衣服给我舒适,因而有亲切之感。它和我好像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没有一点隔膜。

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还老穿着这种困难衣,倒不是为省钱,而是为舒服。

朋友们屡屡函约进城,始终不敢动。“行”在今日,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看吧,从北碚到重庆第一就得出“挨挤费”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谓挨挤费者就是你须到车站去“等”,等多少时间?没人能告诉你。幸而把车等来,你还得去挤着买票,假若你挤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无能,只好再等。幸而票也挤到手,你就该到车上去挨挤。这一挤可厉害!你第一要证明了你的确是脊椎动物,无论如何你都能挺挺的立着。第二,你须证明在进化论中,你确是猴子变的,所以现在你才嘴手脚并用,全身紧张而灵活,以免被挤成像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须有“保护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伞柄、胳臂肘、脚尖、车窗,等等的戳、碰、刺、钩、;否则你会遍体鳞伤。第四,你须有不中暑发痧的把握,要有不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动的本事……你须备有的条件太多了,都是因为你喜欢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挤费!

我头昏,一挤就有变成爬虫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动。

再说,在重庆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时,还得耽误一星期的写作;两面一算,使我胆寒!

以前,我一个人在流亡,一人吃饱便天下太平,所以东跑西跑,一点也不怕赔钱。现在,家小在身边,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于是嘴与胆子乃适成反比,嘴越多,胆子越小!

重庆的人们哪,设法派小汽车来接呀,否则我是不会去看你们的。你们还得每天给我们一千元零花。烟、酒都无须供给,我已戒了。啊,笑话是笑话,说真的,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见面畅谈呀!

中国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最难看的狗。此处之“难看。并不指狗种而言,而是与“可怜”密切相关。无论狗的模样身材如何,只要喂养得好,它便会长得肥肥胖胖的,看着顺眼。中国人穷。人且吃不饱,狗就更提不到了。因此,中国狗最难看;不是因为它长得不体面,而是因为它骨瘦如柴,终年夹着尾巴。

每逢我看见被遗弃的小野狗在街上寻找粪吃,我便要落泪。我并非是爱作伤感的人,动不动就要哭一鼻子。我看见小狗的可怜,也就是感到人民的贫穷。民富而后猫狗肥。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着急呀,我们有的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喝不尽哪!哼,请看看你们的狗吧!

还有:狗虽那么摸不着吃,(外国狗吃肉,中国狗吃粪;在动物学上,据说狗本是食肉兽。)那么随便就被人踢两脚,打两棍,可是它们还照旧的替人们服务。尽管它们饿成皮包着骨,尽管它们刚被主人踹了两脚,它们还是极忠诚的去尽看门守夜的责任。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

猫才是好吃懒作,有肉即来,无食即去的东西。洋奴与小人理应被叫作“走猫”。

或者是因为狗的脾气好,不像猫那样傲慢,所以中国人不说“走猫”而说“走狗”?假若真是那样,我就又觉得人们未免有点“软的欺,硬的怕”了!

不过,也许有一种狗,学名叫作“走狗”;那我还不大清楚。

在七七抗战后,从家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虽都是旧的,而一顶呢帽却是新的。那是秋天在济南花了四元钱买的。

廿八年随慰劳团到华北去,在沙漠中,一阵狂风把那顶呢帽刮去,我变成了无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于再去买一顶——那时候物价已开始要张开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不可一日无帽。于是,在宁夏,我花了六元钱买了一顶呢帽。在战前它公公道道的值六角钱。这是一顶很顽皮的帽子。它没有一定的颜色,似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阳光下,它仿佛有点发红,在暗处又好似有点绿意。我只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为近似。它是呢帽,可是全无呢意。我记得呢子是柔软的,这顶帽可是非常的坚硬,用指一弹,它噹噹的响。这种不知何处制造的硬呢会把我的脑门儿勒出一道小沟,使我很不舒服;我须时时摘下帽来,教脑袋休息一下!赶到淋了雨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变成铁筋洋灰了的。因此,回到重庆以后,我就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见它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馆与友摆龙门阵之际,我又买了一顶毛织的帽子。这一顶的确是软的,软得可以折起来,我很高兴。

不幸,这高兴又是短命的。只戴了半个钟头,我的头就好像发了火,痒得很。原来它是用野牛毛织成的。它使脑门热得出汗,而后用那很硬的毛儿刺那张开的毛孔!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这顶野牛毛帽放下,我还是得戴那顶铁筋洋灰的呢帽。经雨淋、汗沤、风吹、日晒,到了今年,这顶硬呢帽不但没有一定的颜色,也没有一定的样子了——可是永远不美观。每逢戴上它,我就躲着镜子;我知道我一看见它就必有斯文扫地之感!

前几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翻了一下。它的颜色竟自有了固定的倾向,全体都发了红。它的式样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暂时有了归宿,它的确有点帽子样儿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门上或硬东西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着吧,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首先把它用剪子铰碎,看它还硬不硬!

昨天

昨天一整天不快活。老下雨,老下雨,把人心都好像要下湿了!

有人来问往哪儿跑?答以:嘉陵江没有盖儿。邻家聘女。姑娘有二十二三岁,不难看。来了一顶轿子,她被人从屋中掏出来,放进轿中;轿夫抬起就走。她大声的哭。没有锣鼓。轿子就那么哭着走了。看罢,我想起幼时在鸟市上买鸟。贩子从大笼中抓出鸟来,放在我的小笼中,鸟尖锐的叫。

黄狼夜间将花母鸡叼去。今午,孩子们在山坡后把母鸡找到。脖子上咬烂,别处都还好。他们主张还炖一炖吃了。我没拦阻他们。乱世,鸡也该死两遭的!

头总是昏。一友来,又问:“何以不去打补针?”我笑而不答,心中很生气。

正写稿子,友来。我不好让他坐。他不好意思坐下,又不好意思马上就走。中国人总是过度的客气。

友人函告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即答以:“大家肯把心眼放大一些,不因事情不尽合己意而即指为恶事,则人世纠纷可减半矣!”发信后,心中仍在不快。

长篇小说越写越不像话,而索短稿者且多,颇郁郁!

晚间屋冷话少,又戒了烟,呆坐无聊,八时即睡。这是值得记下来的一天——没有一件痛快事!在这样的日子,连一句漂亮的话也写不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哪?哼,谁知道!

二、旧诗与贫血

雾季又到,回教协会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以回教为主题的话剧。我们就写了《国家至上》。这剧本,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兰州,恩施,都上演过。它是抗战文艺中一个成功的作品。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怀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这个病,至今还没好,每年必犯一两次。病一到,即须卧倒,工作完全停顿!着急,但毫无办法。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在过去的二年里①,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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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941年至1942年。

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像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像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的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像北方的村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要看朋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拚命。即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寝。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在了。

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作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像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像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的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①。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像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秋;

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视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

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

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

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

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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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作有:《北碚辞岁》雾里梅花江山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述怀》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份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招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它恫吓与示威埃病,客观的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咱它含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

三、四大皆空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几天,我不能工作。因为我要作写家,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不识字,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可是总含笑的问:“又写书哪?”这是最伟大的鼓励,她情愿受苦,决不拦阻儿子写书!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啮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的说。她们的命短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呕,恐怕经了这次教训,就永不购置像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识国内名山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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