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

一、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战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文协”成立大会

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

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备得差不离了。

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的阴,还是晴。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

“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还怕死么?

六点,我再也躺不祝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

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瞅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咱们走吧!”

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

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

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怕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

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像我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

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埃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

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像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体,好像负着大于他几千几万倍的重担。他的脸上显着忧郁,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来向真正爱和平的朋友们握手,齐往艰苦而可以达到正义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样子颇像个广东女人。

振铃了,全体肃立。全堂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开会,王平陵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并读各处的贺电。两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钟的工夫,这给予训话和演讲的人一个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陈部长的代表训话,果然都很简短而精到。鹿地亘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像用小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

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像周恩来先生所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埃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

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的连连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进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这么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

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的满堂彩。

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也报以掌声。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

空袭警报!

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像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我们便加强一份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

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总务组长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七岁①

--------

①老舍对“文协”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老舍就没有“文协”。此文是老舍为“文协”成立七周年所作的总结。此外,老舍还作有《会务报告》等多篇,都是关于“文协”的珍贵史料。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

二、《抗战文艺》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使用搜索工具,可以更快找到你想要的资料!

特别推荐

相关栏目

最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