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嘀铃铃铃……”电话铃发狂地响着。

一个中等个子蛮横地跨进办公室,一把抓起话筒,只听到对方在喊:“喂喂喂……”

“妈的!又出什么事了?”他心中没好气地想,口里大声回了一个“喂”字,烦躁异常。

“我找看守长!”

“什么事,”声音更带怒气了,一只脚烦乱地把放置电话的茶几儿踢了一下。

“噢,您就是。我们抓到了两个闯入监狱警戒圈的人!……”

“给老子捆进来!”

这是一座设在重庆歌乐山麓的特别监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营的、专门用来折磨摧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所”,但一般都呼为“白公馆”,因为原是一家姓白的军阀的别墅。监狱三面环山。高高的围墙内,一座两层楼房,上五下五,十个房间,全部窗封铁条,门加铁栏,改成囚室了。围墙上,电网密布,四角设着岗亭。正面大门虽终年封闭,但还是设了一个岗哨,进出全由侧面一道小门,小门昼夜双岗。为防犯人逃跑,监狱四周又加一道铁丝网拦着;几百米之外,还划出了一道警戒线。这警戒线上,昼夜有哨兵执勤,有牵着警犬的巡逻队巡逻;晚上,设在歌乐山头巨型探照灯的光柱来回扫射,根本不容许外人接近一步。

“报告!”一个面目凶恶的狱卒,把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推进门来。这两个人面如土色,浑身瑟瑟打抖。那个年约三十的汉子,长得瘦精精的,一身庄稼人打扮。在料峭的寒风中,一件单薄的土蓝布长衫,肩头、肘部打满补丁,后摆刚才被警犬撕去一大片;头缠一条白布帕子,双目惊惊惶惶,一脸老实骇怕的样子。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穿一件圆翻领、三个兜的灰布学生服,背着一个书包,看模样是个学生。他脸被狱警打得红肿,他不象那个农民那样害怕,进门时,不时地抬起一双稚气的眼睛,打量一下监狱看守长,又望望对面的墙壁。墙上挂着一张圈圈点点的地图。看守长瞪了他一眼,目光怕人,他才低下头去,担了扭身子,书包晃了几下……

“噔噔噔噔”,一个身披黄呢军大衣的北方大汉进来了。狱卒跟在他的身后。

看守长立即对他的上级躬身招呼:

“所座,抓到了两个可疑分子!”

北方大汉眯着眼把两个人扫了一下,转首示意。几个打手抓小鸡似地把两个无辜的人扔进刑讯室。

片刻之后,旁边的刑讯室便传来一阵惨叫之声……

两个特务头目冷漠地听着。副所长坐在椅子上抽着烟,一口一口喷着烟雾。看守长走到窗前站立,窗外有两株小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抖擞着。

人人皆知,这白公馆的警戒线就是死亡线。附近居住的农家,无论大人、细娃,放牛、砍草、拾粪,是从不敢接近这个圈圈的。小儿夜啼,母亲无法,若说一句“再哭,就送你去踏线线!”最顽皮的孩子,也会骇得立时噤了声。这两个人,莫非吃了豹子胆?

“报告!”狱卒走进来回禀两个人的口供,原来一个是生活无着的乡巴佬,想到重庆去拉黄包车;一个是刚考上重庆某中学的学生,去上学的。两人半道相逢,走迷了路。

副所长不耐烦地站起来,抓起电话,向上级机关报告了,然后对看守长说:“上级叫我们相机处置……”他目光征询着看守长的意见。

看守长低头想了片刻,猛抬头,轻错了一下牙巴骨说:

“我亲自送他们下山!”

“也好。”副所长同意。

两个浑身湿淋淋、凉水和鲜血搅和在一起的人,巳经被推在过道上。狱卒刚一吆喝二人起步,那个学生就大声喊叫起来:

“书包!我的书包!”

“你闹个X!”狱率大怒了。

“拿给他!”看守长沉静地说。

书包捧在学生手上了。他拍了拍书包上的尘土,背上了肩;好象怕飞了,又把它扯在胸前,用右手托着。他的颈脖流着血,背带动在伤口上,被血染红了。

走过岗哨,穿过铁丝网的门,最后来到警戒线前了。只听看守长蓦地发出喝叫:

“还不快给老子--滚!”

声音不大,但是疒参人!那农民如闻厉鬼嚎呼,浑身战栗,腿脚发软,一腚瘫在地上。那学生稚嫩的心,象受了重重的一劈,他“呀--”一声惊叫,发疯般地向警戒线冲了过去……

“叭!”一声枪响。

学生应声扑地。子弹从他背后射进,穿透胸膛,穿出书包,书包浸满殷红的血……

看守长缓缓地把手枪装进皮套,命令狱卒:

“把那土包子给我拖回去!”

所谓“相机处置”这话是有名堂的。这是新所长刚到任,考验他们这些手下人办事力不力!人言道,坛子口封得住,人口封不祝这两个可疑的人既然闯了来,看见了房子,又受了刑,放回去,难免不漏嘴的。

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凡是懂点字墨的,脑瓜最灵醒。那位中学生一进狱门就看了墙上挂着的白公馆地形图,让他活着出去,后患无穷。这就是他被打死的原因了。

至于那个乡巴佬,按看守长说的:“关,关死!白公馆是口‘活棺材’。只能活着进来,死着出去!”

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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