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

一青说:“诗伯,你猜人家希一现在做什么?”我说:“他的本事大,当年连蒋介石都被他瞒过了,我怎么猜得到?”

一青说:“人家现在是交警大队的中队长了呢。”我看着希一说:“哦?那你平时干什么?”

希一笑笑:“不干什么,站站岗。”

“在哪里站岗?”

“就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青和希一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青说:“诗伯,希一现在的这个交警队,又叫‘志农部队’,这个‘志’,是取的交通局长马志超的一个字;这个‘农’字,就是戴雨农,也就是大特务戴笠。这下子你知道不一般了吧?这是一支专门负责中美合作所警卫的部队呢。”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我们的同志们有救了!

希一也说:“诗姐,我也着急啊,可是和地方上的同志们没有联系,也不敢乱动作。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打进去几个人吧?”希一说:“那好啊,现在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正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明白大势已去,准备培训一批反共特务,待全国解放之后潜伏下来打‘游击’。我们那里面,正在办‘干训班’,招募小特务呢。你们赶快找渠道,送几个可靠老练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该行动的时候,我知道处理。”

于是我们就赶快研究人选找关系。第一个是一位叫张平和①的同志,通过他的一个同学的亲戚打了进去。不久小杜杜文举也进去了,都当上里面“交警一旅干部训练班”的勤务兵。“训练班”设在中美合作所里面原来的一座小学内,连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都经常到这里来讲课。这个地区防守森严,设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杜文举和张平和进去之后,拿到了通行证,不多久就把敌人在这里的地形道路、岗哨关卡及守卫部队番号等等情况绘成了很详尽的图表,送到了一青手中。

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埃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埃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埃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的时候,还在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埃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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