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埃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①,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子,我要好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①。”我长叹了一声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篾片而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子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大问题的。”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X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他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埃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①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埃”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祝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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