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燎原

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归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以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认识的刘弄潮,他此时已是重庆市一中的校长;还见到了万县的那一批朋友们,其中最为难过的,当然是孟伉了。后来孟伉还专门为竹栖写了一首《哀林季子》的诗,诗中有:“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读过之后,抚卷长叹,这世上知竹栖者,还有孟伉也!

前来吊孝的人川流不息。梅侠戴着孝,和她的对象、一个叫陈作仪的年轻人也在守灵。这年轻人,高高的,瘦瘦的,话不多,可是挺精神,一有空就忙这忙那的,对梅侠也很关心。我悄悄问:“一青,你爸同意不?”

一青点点头说:“作仪也是云阳人,三八年就入党了,工作一直很不错的,爸爸很喜欢。”

我点点头说:“你爸,也算是把你们兄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枢,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①。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②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①、徐庶生②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过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拉拉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埃”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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