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

一天,我的船刚靠上千厮门码头,陈文玉就领了两个人进来,万万没想到竟是竹栖和一青爷儿俩。大家又说又笑地寒暄了一阵,我才知道竹栖暴露后离开万县,就通过组织上的安排,到了江油,现在已经在江油做了国民兵团副团长,还兼任了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的军团联络办事处主任。一青呢,我离开万县后,他就入了党,奉命去协助刚刚进川的孩子剧团到云阳等地作巡回演出。这个孩子剧团,是我们地下党在淞沪战场上组织的一批难童,后来就归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他们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些孩子们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到了四川之后,走一路演一路,沿途掀起了一浪浪抗日的热潮,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一青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段生活,眉飞色舞的,兴致高得不得了。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宁君。当时我已经把宁君送到了合川的廉溪中学读书。这个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有点名气,可是宁君这孩子,我和玉璧从来就没好好管过,连小学都没读完,上初中很是吃力,女孩子家又喜欢唱唱跳跳的。一青既然和孩子剧团这么熟,我就和他商量,让他把宁君介绍进去,一来有组织管着,二来也好让她在里面好好锻炼锻炼。

一青听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去说一声就行,只是不晓得宁君妹妹……”

竹栖横了他一眼说:“宁君妹妹怎么了?孬了吗?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你诗伯的女儿,要个人来比!”我和一青都笑了,我说:“一青,你这么喜欢这孩子剧团,看样子是不想走了,要去当娃娃头儿了吧?”

一青看了他爸爸一眼,嘟着嘴说:“人家倒是想,就是我爸不干,他要我跟他去江油,当少爷。”

大家又是一阵笑,我说:“好啊,看样子你爸爸是个当官的料,干脆我也去沾点光,你去当少爷,我就去给你们当老妈子,混碗饭吃。”

竹栖说:“这怎么敢当,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就联起手来,一起干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竹栖说:“我就是要和你商量。现在汪精卫投敌卖国了,国民党今年一开年,就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把他们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方针是对共产党实行防共、限共和溶共,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作准备埃组织上觉得我现在处的位置不错,就决定以我管辖的四县民兵为基础,在北川搞一个游击根据地,准备培养一批基本队伍作为今后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应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可是又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对外就只能说是办农场,烧碱、割生漆。只要此事有了眉目,我就来请你,你在华蓥山上打了多年的游击,有经验,我们一起来办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问:“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伉、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织问题,我们都研究了,决定这次就给你解决了。喏,我们的李明,现在是县委的组织委员了,找个时间,他和你好生谈谈。”

我高高兴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定个时间吧!”李明想了想说:“明天晚上吧,我来,就在你的船上谈,清静些。”

第二天吃过晚饭,李明到了我的船上,文玉把船驾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就和竹栖一起上岸去放哨。李明顺手把门带上了,我热情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问他要我说什么。他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又问了一句,他才像醒了过来,说:“你先谈谈个人历史吧!”

于是我就从华蓥山上谈起,一直说到在万县坐牢,每到伤情处,都禁不住眼浸浸的。可是越到后来,我怎么越是觉得他对我说的并不在意,一会儿给我散支烟,一会儿又给我倒杯水,后来干脆说:“你先别谈了,这么多我也记不清楚,你干脆给我写下来吧。”

我听了一愣,反问他:“都写吗?”

他说:“当然要都写,把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都给我写下来,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不说话了。他吐了一口烟,移过来说:“怎么,还信不过我吗?我知道你和林竹栖好,他那副傻眉傻眼的样子,能比得上我?”

我简直没想到他会这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李明见我不说话,胆子竟然大了起来,一张鬼脸凑近我说:“我晓得你也不容易,廖玉璧死了好几年了,你这么年轻轻地就做了寡妇,有个相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只是要注意影响哦……”

我只觉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猛地一下子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把这家伙吓坏了,往后一退,轰地绊倒了桌子,跌坐在船板上。竹栖在外面听见响动,连忙跑进来。我瞪了他一眼,大声对那姓李的喊道:“你给我出去!”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也没想到竹栖就在外头,红着脸头也不敢抬,就跌跌绊绊地跑了。竹栖莫名其妙,转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冷静了一下,才说:“我信不过他,他要我把所有的关系都写出来交给他,这怎么行。以前我们为这事吃够了苦头,牺牲了多少人,这都是血换来的教训,我不能忘记玉璧在遗书上叮嘱我的话。”

竹栖一听这话,跺着脚连连说:“诗姐,你这人怎么这样自高自大的?他可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能……”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说:“这种人都能代表组织?玉璧死了这么几年了,有谁敢在我面前说半句轻浮话?他李明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你这个昏虫!”

竹栖听了,立在那里呆呆的,突然抡起拳头,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拳。

夜深了,一弯冷月照着无语东流的长江,我和竹栖坐在船头上,谁也不说话。初春的清露如蒙蒙水雾一般撒落下来。竹栖进舱去拿了件衣服出来给我披上,长叹一声说:“诗姐,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我默默地看着涌动的江流,木雕一样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半天才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俩能不能、能不能一起过?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作为玉璧的好朋友,我也应该……保护你,你一个人,太难。”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说:“诗姐,我知道,当初你在山上当着大家宣过誓,说你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可那是同志们怕你找到个不革命的外人,结了婚就不管大家了呀。我们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了,难道我是那种不革命的人吗?难道同志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们和大家一起,一起来完成玉璧留下来的事业,等到办起了农场,我们就把山上剩下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一旦国民党要想打内战,我们就一起把队伍拉出去干。我们一起,把彬儿和宁君拉扯大,这才对得起玉璧……”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可能。”

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久。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个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玻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掀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

大家笑了一阵,宁君得意了,说:她在孩子剧团年纪虽小,可还总是受表扬。有一次在苍溪演出,她爬上高高的竹竿去挂大幕,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就立了个二等功!她还挺神秘地对我们说,在武胜演出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师悄悄把他们几个叫到屋里,拿出他珍藏的一颗红五星,说这就是红军留下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红军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

我听着,不禁又想起当年在合川、武胜声震一方的刁大哥。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夜深了,我打发宁君和亚彬去睡了,自己好和一青说正事。

一青说:“诗伯呀,我爸爸给你写了信,就等呀盼的,还以为您……”

我说:“别说那些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摇摇头说:“没干成,我爸那个人,太那个,又暴露了。他那么大的一个官,管了四个县的地方军团,却成天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那些民兵一起跑步操练,一边跑还一边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唱这样的抗日救亡歌曲!这就算稀罕的了,可是他还带着士兵们到江油城里去扫大街,去运渣滓,引得县城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不就得罪了好多人了吗?后来上级派个领导同志来,掩护身份是给他当勤务兵。可是他却对这个勤务兵太客气。人家给他倒洗脸水,他不让,给他倒洗脚水也不让,那些本来就嫉恨他的地头蛇们就放出风来,说这林团长倒是挺体恤下情的啊?哼,放着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人不用,却去外面找些思想左倾的人来当官,总要出事的!你看看,本来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事情都有了些眉目,派去的几个党员和十多个基本群众也已经开始了生产,可是这样一来,我爸又被省政府撤职查办了。”

我叹了一口气。竹栖这个人啊,太厚道,这既是他的优点,又是他的缺点。这么一件大好事,就这样失去了机会,真是太可惜了。要知道这事若是成了,我也不至于……一青说:“诗伯,你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嘛。这回我爸说的还是请你去当老板,只不过是船老板换成了板车老板。你还记得邓伯成①这个人吧?”

我点点头说:“记得,当年余家场事变,就是他设法给你廖伯伯送的信。”

一青说:“当时杨森听说是他走漏的风声,也要抓他,结果他跳墙跑了出来,就到了绵阳。我爸这次到绵阳找到了他,在绵阳的‘民食供应处’找了个事务课长的职务。官虽然小,可是道法大,管着涪江流域各县的军民粮食,还负责这些粮食的外出运输。我爸就向组织上建议,可以利用这个运送军粮的机会,一来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一批工人骨干,将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拉出来打游击;二来也可以掩护很多同志的工作,还可以为组织上筹集活动经费,很有干头。现在组织上都同意了,爸爸叫我来问你去不去?”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去呀,只要是组织上说的,为什么不去?”

一青又说:“组织问题,我爸也为你做了工作,江油县委已经决定为你接上工作关系,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对一时掉了关系的同志采取的特殊措施。”

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皖南事变”之后,四川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进入了潜伏期,没什么活动。可是竹栖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挂着什么,对于他,我真是无以回报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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