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河驾舟

一到重庆,我就去李子坝,谁知曾三姐家里已经人去屋空。这下子可把我给急坏了,四处打听,才知道我走后不久,吴绍先就来了,把宁君送到了一所当时很有名的精益小学里读书,托给学校的冉校长代管。不久玉喜也下来了,说母亲发话了:亚彬是玉璧的亲骨肉,是他留下的一条根,我这个当妈的不管,就接回去让她这个当奶奶的管,总不能让廖玉璧绝了后,叫外人耻笑。后来雷青成到成都去做官,杨敏言也要跟着去。三姐自从男人死后,祖上留下来的那点房产根本顾不了母子俩的生活,时常靠着青成夫妇接济,自然也得跟了去。于是我寄来的钱也不知下落,加上后来吴绍先再也没有来,宁君在学校里孤单单一个人,连学费伙食费也赊欠着付不起。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自己就跑到千厮门河边上哭着跟船老板说好话,回她叔叔家找弟弟去了。

我在曾三姐的邻居家里愣愣地坐了半天,起身去找徐清浦,可是他早些时候也回了罗渡溪;到雷忠厚家,没有人,说是他最近在筹办一家绸缎铺,到顺庆办货去了,一时也回不来。眼看天都黑了,我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碗小面,决定回家里去看看两个孩子,就先到千厮门码头找到了陈文玉,打听上面的消息。

陈文玉和玉珍一见我回来了,亲热得不得了,说周辉同下来好多次了,还去万县找过我。

我忙问:“又出了什么事了吗?”

文玉说:“三娘,我们的人,哪里离得了你呀。除了那些跟着雷旅长出川抗日的,我们还有好多走不了的人,都在山上等你回来。现在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重庆修园子,国民党的许多机关都迁到了北碚,听说就有一股山上下来的土匪,来了北碚。那头目姓黄,在这里作乱,喊明了要打国民党蒋介石,闹得人心惶惶的,国民党正要派北碚的三防司令陈兴奇去剿匪呢。”

我一听说北碚的陈兴奇,心里吃了一惊。这个陈兴奇是我当年运送枪弹时做了工作过来的,不久就入了党,这几年一直是我们从重庆到山上的中转站,怎么他也听了国民党的要去剿什么匪?这样喊明了要和国民党对着干,里面一定有我们的人,陈兴奇莫不是变了?我越想越气,心想这世界真是没好人了么?我就要去找找他,看他拿啥子话来说。于是我在陈文玉处拿了一支枪,径直去了北碚。

陈兴奇一见我,喜出望外,一把拉住我说:“唉呀,大姐,你好久回来的,我听说……”

“你听说我回不来了是吧?我死在外面了是吧?华蓥山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晓得你的底细了,你好当你的三防司令,去华蓥山剿匪了?”

他听了急得一跺脚:“大姐,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不上去叫他们的人上去?我就是听说上面有土匪也有我们的人,就给他们打了个报告,说要去把这股土匪招安回来,收在我手下总比他们到处游荡的好嘛。”

我听了,这才松了口气。看来我是错怪兴奇了。这也怪不得陈文玉,由于当时兴奇对于我们这条地下通道非常重要,除了我们运枪小分队的几个同志之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而现在这些人除了我之外,都牺牲了。

我说:“那好,你报了多少人?”

他说:“我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报了一百人。”我说:“你别忙,多报点人数吧,我回去清理一下,把我们的人都拉下来,一来是有个安身之处,二来也好好休整一下。”

他说:“好,那我先报三百人。”

陈文玉当即就叫人带信回去,没两天周辉同下来了,我又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说:“辉同,你赶快回山上去,还往大竹后山那边走一趟,看范永安他们到底怎么了。如果还有人,就都带下来,编到陈兴奇的队伍里去。”临行前,我还叫住辉同,要他跟同志们说清楚,现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在联合抗日,大敌当前,不要在这里打来打去的,给党中央找麻烦。”

辉同点点头走了。不久陈兴奇就回来跟我说,那个姓黄的愿意受招,带了一百多人下来,里面果然有我们的人。又过了一阵,周辉同也下来了,把山上没有着落的二百多人全都带下来了,安置在陈兴奇的队伍里。我问他去了大竹后山没有,他说去了;我问他情况咋样,他摇摇头,半天才说:“范永安牺牲了,唐二嫂和彭老幺也牺牲了,现在队伍由一个叫冯老二的同志在主持。这么几年了,活下来的伤员即使是残了的,也好歹都活下来了。他们说自己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等都等了这些年了,跑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做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也不能说这些同志对或者不对,只是想着唐二嫂。临下山的那个夜晚,我们两个寡妇围着玉璧用过的那床薄被,坐了一夜。她说:“大姐,廖大哥不在了,可是你还有两个娃娃,我就是孤单单地一个人。今后这日子,好长哦!”

我说:“二嫂,你和我不同,你再找一个可心的,我们还要等到翻身的那一天。”

她摇摇头,说:“大姐,不容易啊,人一辈子,找个可心的人不容易。我那唐老二,人老实,说不来个啥,可是做事情实心实意的,没得半点虚假。跟了廖大哥这么多年,再苦寒再艰难,从来没说过半句二话。我们成亲后,好多年没得娃娃,他家老人说过好多闲话,连媒人都托了,给他另外找一个黄花女子,说那家人屋里穷,愿意让女儿来填房。可是我家老二高矮不干,一来说要是再生不出娃娃来,自己且不是作孽误了人家姑娘;二来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两口子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即便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如今跟着廖大哥这样为老百姓受苦受累积善积德的,也算是功德了,我就不信老天爷当真不长眼睛?后来我们真的有了山娃子,满月那天,我家老二打了两斤酒,硬把廖大哥和夏林、金积成请来喝了个够。说这都是廖大哥积下的恩德,积在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身上,我这辈子就看在我这个儿子的份上,也要跟廖大哥跟到底,让他们这一代过过好日了……”

两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唐二嫂这两三年中又找到可心的好人没有?现如今唐二嫂也牺牲了,像她这样的好人,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又和周辉同、陈文玉商量回去的事情。辉同说:“大姐,你是该回去看看。现在上面的保长甲长都换了,连徐清浦回去,都弄了个乡长来当起,情况的确好了许多。可是你也不能就呆死在那个地方,总要想个活泛一点的事情来做,将来有个动静也好起身。”

我说:“好吧。辉同,你跟我一起上去,我们和清浦一起商量一下再说。”

就这样,一九三八年的冬月间,我又回到了家乡。

这是个寒场天,街上人少。我一身阔太太打扮,在黎梓卫下了船就喊了乘滑竿,大摇大摆从街上过,周辉同在我后面跟着,一路上尽是些莫名其妙的眼睛。我们径直到了太阳坪,早有人报了信。母亲昏花着老眼在门口张望,一见我的滑竿就颤巍巍地迎上来,拉着我半天才说:“屏儿,你是屏儿吗?你是魂还是鬼,早点给我说清楚,初一十五我都叫他们给你烧了纸的哟。我晓得你心头苦,你死了男人,我又把你的彬儿接起走了,你不明不白地被日本人炸死在外头,大白天来显形,是杨森那个挨千刀的害了你和我的儿,我晓得你心头苦……”

我连忙把母亲扶回屋里,说:“妈,我没有死,真的好好的,我在外头做生意,上海被日本人占了,我就到了万县,这次是专门回来看你和彬儿的。”

母亲这才信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了一阵才像是醒过来,四处一张望,从门角里拉过一个像叫化子一样的娃娃说:“彬儿,快,快叫你妈。”

我一看,天哪,这哪里是我的彬儿,穿得稀烂,都冬月间了,还打着一双光脚,脚背冻得红通通的,肿起多高,溃烂处起了黑乎乎的血痂,一张脸糊得眉毛眼睛都看不清楚。我一下把他拉在怀里说:“彬儿,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姐姐呢?姐姐在哪里?”

彬儿愣愣地看着我,哇地一声扑进我的怀里,哭喊着:“妈妈呀,我们好想你啊,他们都说,你不要我们了。他们还说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是伯娘,要说你是妈妈,人家就会把我和姐姐拉去关起……姐姐她,她在二姨妈家。”

晚上,宁儿从二姐家回来了,看着我泪汪汪的。女儿长高了许多,手里拿着一双鞋,说是给弟弟做的。我接过鞋来一看,碎布拼的鞋面子,底子扎得长一针短一针的;彬儿穿起长了一大截,却高兴得走来走去的。我忍不住又想哭。我长叹一声说:“屋里就穷得这么恼火吗?这娃儿好歹是廖家的一条根,就连一双鞋都穿不起了?”

我那兄弟媳妇听了,在一边不阴不阳地说:“你这娃儿,麻烦事情多得很呢。那回人家听说廖玉璧的独儿子在这里,派了十多个兵来捉,还不是你那个憨痴痴的兄弟背起他跑了好几里路才躲脱?不晓得内情的,当然要说我两口子待不得自己的亲侄儿,哪里知道我们在其中担了好多惊吓?敢给他穿好吗?穿好了人家一下子就会认了出来,我们那个背时鬼又背起他去跑趟趟儿?”

正说着,玉喜回来了,一张脸蜡黄,一身的鸦片烟气味,见了我高高兴兴地说:“嫂嫂,我们都以为你……”我盯了他一眼说:“你的鸦片烟烧舒服了?”说着站起身来,拉上两个孩子去看玉璧的坟。

我和两个孩子坐在老黄桷树下,看暮云四合,群山消隐,漫天的晚霞渐渐化成了苍茫的夜色。哪里有坟?还是老黄桷树下当年的那一方平地。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是在这里,在这一片新土面前来看玉璧。腊月的寒风,吹得黄桷树叶刷刷地响,我在心里对他发誓,要提着叛徒曾洪泽的头来见他。可是现在,他坟上的草都长得这么深了,我却两手空空。苏联没去成,队伍也散了,党组织不知道在哪方哪地。连我们的两个儿女也没管好。没有了玉璧,我怎么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呀飘的……星星出来了,晚风轻轻地吹,两个孩子在我的怀里静静地睡去,我又在心里悄悄和玉璧对话。玉璧的声音,很轻很柔:“玉屏,我知道你受的苦。我不在了,你一个人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是很难,可是你千万不能退下来埃人生如逆水行舟,要退下来太容易,可是要再赶上去往前走,就更难了。我不在你的身边了,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我们好多好多的人都不在你的身边了。我们现在只能看着你,却帮不了你,只指望着你能够走完这条路,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那个新的世界里。”

我说:“玉璧,我好累啊,真的好累。我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走不走得到那一天。”

玉璧摇摇头:“玉屏,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是历来都很自信的吗?你不是历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要记住,天助自强者!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你对我们所有牺牲者的责任。在这条路上,你是幸存者,你幸存下来的意义,就是要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所有在九泉之下的人,才会真正安息,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华蓥山牺牲的那么多父老乡亲,才会衷心地感谢你。”

我偎在他的怀里,说:“我不要他们感谢,我只要你满意。”

玉璧轻轻地拍着我,用他那满是胡茬子的脸擦着我的鬓发:“玉屏啊,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心。”

……………

第二天,我和周辉同一起到了罗渡溪,去见徐清浦。老朋友一见面,惊喜中又有些难过。清浦说:“玉屏,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也晓得你在万县坐牢,是雷青成救你出来的。你走了之后,朋友们一个个都散了,刘湘的那一伙人也各奔东西,明生也走了。我在重庆没有了关系,只好又回到家乡来。好在自己多少有些根底,他们又摸不透我这几年在外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一年来形势松了些,我就趁机把这里的乡长抓到了手里。手里多少有点权力,许多事情要好办些。”我说:“清浦,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宣传抗日,也没有什么活动。据吴绍先当时跟我说的,红军走后四川的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如果一时还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消极地隐蔽下去,总得找点事情来做。更何况都晓得他蒋介石的心不在抗日上,以后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定呢。现在我、你加上辉同、陈文玉一共有了四个党员,我们就成立一个党支部吧,陈文玉负责跑联络。我们按期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商量工作,你看好不好?”

清浦和辉同都同意,当时就决定我来做党支部书记,接着研究下一步工作。我说:“我和辉同商量了一下,想在渠河上去驾船,从这里运点生姜和土产之类的到重庆去卖,将来万一有了什么事情要召集人马,没有钱怎么行?这样我们的人也可以乘我的船,来往于重庆做点小生意糊生活。辉同呢,不同于从前了,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又在当地扯得很红,我想他和诚贞也干脆去重庆,可以在船上开个水上旅馆,一来挣生活,二来又可以把大家联在一起,一有了动静就好行动,你看行不?”

清浦说:“倒不是不可以,只是这驾船,沿途的风险大哦,你一个女人家……再说要买呢你买不起,要做你到哪里去找木料?”

我想了想,最后一咬牙说:“廖家的坟山上那么多的树子,遮天蔽日的,我去砍几根。”

第二天,我喊上几个本家的弟兄,拿了斧头就往坟山上走。母亲听说了,慌慌张张奔出来,拉住我的手死活不放,口里直喊着:“屏儿,你莫去惹事啊,砍了祖坟上的树子犯了先人①,廖家屋里的那么多人,你咋得罪得起呀!”我说:“犯什么先人?我原先没有砍树子,先人咋也不管我?我现在男人死了,田也卖完了,两个娃娃吃不起饭,连鞋都没穿的,我要去驾船做生意,不要我砍,成心要饿死我们吗?”

一个廖家的老叔说:“玉屏啊,我们都知道你的难处,可是这常言说得好:穷不登山,富不驾船。你一个妇道人家,再难也不要走这条路啊,弄得不好谨防在那金滩、丈八滩上有个三长两短,你的两个娃娃就惨罗。”

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突然听得一声枪响,人群里一惊,哗地两边分开。我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穿件对襟棉滚衫,梳着个偏分头,肩上斜挂着一个枪盒子,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还在冒烟。在他的后面,站着我那兄弟媳妇。

我从土坡上走了下来说:“哟,这不是段贡武段大哥吗?听说你在国民党里当官了,怎么得空到这里耍威风啊?”他把手里的枪一挥,说:“我怎么不来?我妹子也算是廖家的人,你要坏廖家祖坟上的风水,我这个娘屋里的人不说话怎么行?你们两口子,把自己的田土卖光了去闹共产,闹得廖家这十多年不得安宁。你男人自己愿意把一条命搭进去,活该;你不要自己的儿女在外面到处乱跑,我们也管不着,可是不能又回来生事嘛,啊?你看我妹子,当初凭什么嫁到你廖家来?还不是看着有那么点家产!现在家让你两口子败了,你还不满意?她一天做到黑,还是吃没到嘴上、穿没到身上。你把一个要吃要穿的娃儿丢在这屋里,回来还说东说西的……你要砍这祖坟上的树子,我们就大家都来砍,砍回去当柴烧!”

不等他把话说完,我早已气得头昏脑涨的,一步抢上前去,挥起巴掌“啪”地就是一个耳光,然后右手卡住他那鸡爪样的手腕,左手一使劲,就夺下了他手里的枪。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姓段的,廖家屋里的事自然有廖家屋里的人来管,你算是什么东西?用得着你在这里又是枪又是炮地耍威风?告诉你!我陈玉屏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我一直就是个教书的,廖玉璧干了什么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就是廖家的媳妇,廖亚彬就是廖家的子孙,我回来是投靠我的婆婆,关你什么事?这岳池县里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当初廖家屋里的家产被江豪元他们封了,母亲也被拉了‘绅士’,要三千块大洋才放人,是哪个冒着生死去争了回来的?是你还是我陈玉屏?后来母亲又被夏马刀拉去关在广安城里,又是哪个去救了出来的?还不是我陈玉屏!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一个寡妇家,要养家要糊口,在外面正正经经做点生意,我怎么是乱跑了?我跟着谁乱跑了?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休想走路!”

我婆婆一听段贡武说出这些话来,也气得不得了,上来一字一句地说:“姓段的大哥,你说话要摸着良心哟。你说我的儿死得活该,你看你自己不得好死哟。今天当着我们廖家屋里的老老少少,我也来把话说清楚。你说我廖家屋里亏了你的妹子,请问当初分家时你也在场,少了她一分一厘没有?彬儿是我接回来的,我眼睛看不见,说了好多好话请她帮着做双鞋都不干,连累她什么了?她是看着我们廖家屋里这点家产才过门的,难道你今天不是看着这点家产才来吵架的?这多年就是你在其中挑唆,我屋里才不得安生。去年你出面,在我这里拿了四十担谷子,直到今天连个‘还’字都没提;你又哄哄骗骗拉着我家玉喜去吃鸦片烟,好让他成天把钱呀谷子的往你屋里搬。你恨不得要把我这个家捏在你的手里,还怪我的儿和媳妇把家败了的?”

几个支持我的本家弟兄,看见这姓段的拿着枪在我们廖家的坟山上耀武扬威的,都气不打一处来,乱哄哄地嚷着:“他刚才说的什么?他要来把我们廖家坟山上的树子砍来当柴烧?问他是不是活够了?大嫂,与其让他砍不如你来砍去修大船,你当了船老板早点发财,免得人家咒我们廖家屋里的人死得活该……”

刚才那个挡我砍树子的老叔叔听了这些话,也气得不得了,走过去用烟杆指着段贡武的鼻子一下一下地说:“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话也说得太歹毒了,你以为靠着你那个在这四乡八场只有你弟兄两个的啥子国民党,就可以欺侮我们廖家的黄泥巴脚杆了?玉屏,你砍!你那男人死得堂堂正正的,我相信老天爷长了眼睛,廖家的祖宗会保佑你们娘儿母子的。”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帮着我砍树子。那姓段的一看大势已去,连忙说:“大表嫂,你砍你砍,我不说了,只是你总得把枪,还给我嘛!”

我看看手中的枪,哗地把子弹和撞针都退了出来,然后一扬手,那东西就飞过几根田坎,落进远处的一块水田里。我在坟山上砍了九根大树子,叫人抬到黎梓卫码头边,在茶馆里与“水木匠”们说好了价钱。第二天正好是个黄道吉日,掌墨师燃香烧纸,拜了鲁班祖师爷,接着杀了“开墨鸡”,就在“龙头枋”上弹下了第一根墨线。半个月之后把船做好了。下水的那天,我摆了二十桌“开航饭”。掌墨师杀了“收墨鸡”,那只红公鸡只叫了一声,大家都说大吉大利。陈家和廖家的亲戚一百多人帮我把船推下了水,场上的袍哥大爷们也来为我捧常段家兄弟觉得势单力薄,再也不敢吱声。

几天后,我借母亲的钱买来的一万斤生姜,准备运到重庆去赚个对半。正要开船,清浦来了,哭笑不得地说:“你呀,还是那个毛德性,这船没有营业执照,你都敢走?辉同,把执照和号牌给你大姐钉上。还有,沿途的码头公口我设法都给你打了招呼,你尽管放心去,只是船上有些老规矩,要好生弄清楚,不要犯了走不到路。”

常言道: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请的掌舵师,是一个叫朱望和的老艄翁,早在岸上就跟我交代清楚了,船上忌讳所有同“沉”的音,只叫我老板就是了。朱师傅还叮嘱我说,欺山莫欺水,欺水变成鬼,行船一路上险恶,忌讳无论如何是要遵守的。比如不能端着碗上岸吃饭,不能先盛饭后舀汤,看舱时不能说话等等。我一时都记不住,也没有心思去记。我站在船头上,看着两岸熟悉的风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才多久,我居然从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成了船老板,又在渠河上开始做生意了。

船到重庆,商人们见我运的黎梓卫生姜,一轰而上。却欺我是个生手,联起手来压我的价,三块钱一百斤的市价,他们只给一块五,还说如果我不卖,就叫我的姜烂在这船上,以后也别想在重庆做生意。我一听,心想哪有这么怪的事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姜搬到陈文玉的船上,一放就是一个多月。眼看要过年了,正是卖姜的好市口,他们手里的货卖完了,上边的货又下不来,这才慌了。我趁机抬高了价钱,一下子赚了一大笔。后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对陈文玉说:“你的那个三娘也太厉害了,以后这重庆城里的码头上,恐怕没有哪个敢和她作对。”

我听了这话,冷冷一笑,心里想,不敢和我作对的,岂止是你们这些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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