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商界

冬月间,谭老五从山上下来,带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王道纯的笔迹,上面写着:“会议决定你在重庆设法经商搞运输,做经济支援,徐清浦来合川另有任务,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我看了这张条子,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心只想去苏联,怎么又要我改行经商?

谭老五说:“大哥回来之前,我们上面都没动,这回一听说真的成立红军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大队伍又调回山上了,决定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大竹后山作后备,等大哥从广安、邻水那边回来再动作。敌人没有兵,不敢到华蓥来,就派了些便衣特务在乡里活动,路上的卡子也查得紧了。如果要行动,就得变装,穿敌人的军服,所以要你想办法打两百套军服出来。再说我们现在扯得这么宽,又要孤立军阀,就不能老去打地主,打土豪。组织上开会研究了,让你先想办法搞点钱,对山上作些经济支援,起码每次的军需品,不要山上拿钱下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苏联暂时不去了,该不会是场梦吧?无凭无故的去打成百套军服,别人不怀疑吗?再说,我手边存着的薪水,一共不到两百元,自己要用一点,百多元也只能打几十套……越想问题越多,搞得我昏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十全之计来。

第二天,我找一个老师把课对调了,一大早就去找徐清浦,传达了组织上要他去合川的事,同时把山上要军服的事情说了,希望他能出些主意。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子问题,开个服装铺自己搞。”

我说:“哪来这么多的本钱啊!”

他又笑着说:“要不了好多本钱,佃个铺子就行了。”

我们就认真地商量起来。徐清浦是个细心人,一个上午下来,连那些细节都设计得周周全全的,临走时我对徐清浦说:“怪不得人家喊你叫智多星,我昨夜想了一夜都没想出个妥善的法子来,你一说我就开窍了。”

我兴冲冲地步行回校,走到七星岗,看见一个服装铺里坐了一个女工,正在缝纫机上打衣服。我想女的好摆龙门阵,就借打衣服与她搭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就知道了这家铺子的老板姓黄,是女工的哥哥,要去眉山做事,这铺子正想顶出去。

我一听,连忙找到了黄老板,问他打算要多少钱?

黄老板说连租金、押金、机器在内,只要千多块钱。我看他铺子上摆着六部机器,铺面两丈多宽,三个套间,两楼一底,地方也还适中,就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吧!”接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急急地告辞出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在隔壁布店里扯来七尺阴丹布,找他做一件旗袍,给了一块银元的定钱,约定后天来龋

我回来就对谭老五说:“你回去告诉你大哥,说的事一定照办,先打上几十套军服没有问题,要是有款子带点下来。”谭老五说:“现在队伍扯得那么宽,到处都要钱,要款子有困难,恐怕要你自己想办法。”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隔了两天我去拿衣服,那女工说,他哥哥到眉山去了,顶铺子的事要开了年才能决定。

离寒假还有十多天,我提前把课考试了,领了五十元薪水。我一个子儿也不敢花,揣上就往七星岗跑。正好,黄家老板从眉山回来了,我把五十块钱交给了他,算作定钱。腊月间,他的账主很多,又要忙过年,这五十块钱虽然为数不大,却是雪地送炭,他直是点头,说:“这铺子一定顶给你,其他的款子好商量,分期付就行。”

虽然铺子有些眉目,没有拿到手总是不放心,就说不会变卦,也要开了年才行。再说开个铺子,要机器要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还要去讨些见识。学校放假了,我就退了聘,天天在城里遍街跑。听人说机房街盛家公司是专门卖缝纫机的大铺子,还附设了几个缝纫厂,我就跑去看。满屋子的缝纫机,一架一架地摆着,我站在机器旁边,心里正盘算,公司里的一群女工下班出来了,其中一个叫徐志群的认识我,招呼说:“陈老师,你买机器啊?”

我随意回了一句:“是的,我想买机器,开个铺子。”这些女学工听说要开铺子,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打听。

我说:“怎么?你们学出来,还要自己找铺子?”

徐志群说:“是呀,不自己找,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快要出师了,就在愁没有地方去呀。”

我想这些女学工,一个个都是十多岁,多单纯,就说:“愁啥子?求哪个?我们二天开个女子服装店,欢迎你们出来参加。”

她们听了,高兴得直跳,当时就围了十多个人过来,家也不回,饭也不吃,就围着我在机器边讨论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很热闹,最后决定有钱的出钱,有机器的出机器,一百元一股,我负责找房子,当时就凑了五六部机器和三四百元钱。谈完了,我招待她们去吃小面。我是个急性子,她们比我还要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服装店开起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祝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埃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啪的缝纫机声。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埃这法兰绒衣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一长串车子一直停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了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办法埃”

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织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1300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三百块,够不够?”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龋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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